作为一种命运和一个故事的中国晚近历史(5/7)
来源: 爱思想 作者: 李劼 与曾国藩们的无言的事功努力不同,康有为梁启超那代精英将他们的变法维新事业诉诸了色彩绚丽的言说。不仅康有为设计的大同世界蓝图是言说,梁启超的竭力鼓吹是言说,他们在南方的办学活动是言说,他们在京城创办的强学会是言说,他们主要使用的变革武器也是现代社会的言说方式,即报刊杂志,即便连他们对朝廷对光绪皇帝施加影响的方式也是传统士大夫所惯用的进谏或游说,甚至那位充满舍身取义精神的英雄谭嗣同的壮烈献身都具有鲜明的唤起民众那样的言说意味。如果说曾国藩们标记的中国 晚近历史的春天景象是桃李不语的话,那么这部历史的盛夏季节则是由康梁那代文化精英给说出来的。康梁一代的热烈言说与其说影响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不如说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话语 方式。因为在以往的历史上,具有言说能力和言说特权的中国士大夫的种种诉说,就其江湖处境而言是说给朋友或说给自己听的,就其庙堂地位而言则是说给帝王或者说给某位主公听的。这种话语方式到了康梁时代,陡然一变,变成了一种面向整个民众的现代社会的传媒方式。这一变化所具有的震撼力虽然到了“五四”时代才充分显示出来,但即便在康梁这代社会传媒话语在中国历史 发展进程中的开创者或曰奠基者手里,也已经显示出了语言文化之于历史演变的深刻影响甚至可说是主宰沉浮般的催化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