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制服右派的三件“法宝”

在中国,能够当右派的,都是读书人,不仅识字而且知道些道理;有的还是学者、教授、文学家、理论家……著述等身自成体系;有的在和国民党作斗争的时候不屈不饶英勇无畏。但是,在反右运动中,当一顶罪恶的右派帽子横蛮无理地扣到他们头上的时候,有道理的,说不出道理来;有理论的,道不出自己的理论;不屈不饶的,举起了双手……一个个检讨认罪,低头服法,深挖自己反动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知识分子的傲气、骨气丧失殆尽,尊严、人格变成不值分文的垃圾。还有的人为了自保,不惜互相攻讦,反戈一击,出卖灵魂。此时的知识分子,十分的懦弱、卑贱、苟且,惶恐;没有愤怒,没有振臂一呼,没有反抗暴政的英雄!在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全军覆没。

是什么原因使知识分子如此不堪一击,如此轻而易举的屈服投降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试图从毛泽东无与伦比的专制统治入手,深讨知识分子独立精神顷刻之间轰然坍塌的原因。

毫无疑问,1957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取得了反右斗争全面的、彻底的胜利。这个胜利来自毛泽东成功的应用了制服右派的三件“法宝”,它们是:

无限上纲,任意致罪

如果说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是反右斗争的开始,那末此时什么是右派?并无标准。十多天以后,才公布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区别香花与毒草的6条标准,这6条标准内容空洞宽泛,要作为法律条文给人治罪,是极其荒谬的。但是,就是这样的荒谬绝伦,使几十万右派分子沦为阶下囚。那么,这宽泛空洞的6条标准,怎样演变成为几十万知识精英头上的紧箍咒而置他们于死地呢?。

其实内容愈空洞宽泛,伸缩性愈大,给整人者留下的空间也愈大。这大概是精于权谋的毛泽东特意为之吧。这时候发明了一个专业术语,叫“无限上纲”,它给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整人学”增添了全新的内容,而成为反右斗争的一大“法宝”。什么叫无限上纲?经过反右和文革的人大概不会忘记,不管任何人,如果他的某一句话成为把柄被人抓住的话,就可以将这句话无限的扩大,挂上阶级斗争这个“纲”,而成为“反党”的“罪证”;而当时的这个“纲”,正是毛泽东的6订条标准。

例如6条标准的第一条,“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什么叫“团结各族人民”,什么叫“分裂人民”?这就是一个可以任意伸缩的橡皮圈。一位贵州同学在闲谈中说某少数民族饭后不洗碗,第二吨又拿来盛饭。后来说他“攻击诬蔑少数民族,破坏民族团结”,这就上了“纲”。6条标准的第二条“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什么叫“有利”什么叫“不利”?又是一个大如太阳黑洞的空间。说农业合作化太快,说统购统销购粮太多,说应该发展轻工业缓解市场供应,这些话是“有利”还是“不利”?可是都上纲为“攻击农业合作化运动”,“诬蔑统购统销政策”,“诋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政策”……至于给个别党员提意见就是反对整个共产党,说美国民主就是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等等,则是大家听得耳朵起茧的呓语。

总这,凡是共产党做的事你不能有任何异议,凡是共产党赞成的你不能反对,凡是共产党反对的你不能赞成;否则,都是右派言论。根据这样的逻辑,还有什么话不可以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说,无限上纲是制服右派的第一大“法宝”。

运动群众,以势整人

如果有一个起码的民主制度,有起码的法制保障,右派分子们的嘴巴不是认罪检讨,而是说理申辩,我想再愚蠢的右派,也不至于承认“说某族人不洗碗就是破坏民族团结”这种神话般的“革命道理”。可是,握有至高权柄,以整人为乐的毛泽东,会施仁政?

为了确保无限上纲的歪理邪说能够成为“革命理论”,为了堵住知识分子的伶牙俐齿,毛泽东一方面利用掌控的宣传机器制造恐怖,说什么右派分子“要推翻共产党”,好像共产党的江山已经岌岌可危。另一方面采用了“人多为王”的战略,利用皇权威力和政权的组织力量,把受蒙蔽的工农群众、市民群众、学生群众运动起来,对右派分子进行围剿扑灭,用大轰大嗡,大喊大叫的方法,用精神暴力、语言暴力,迫使右派分子检讨认罪、坦白交待,不准申辩说理;还用监视、跟踪、纠缠的方法,右派分子走到哪里,就有被煽动起来的群众跟到哪里,就在哪里遭遇辩论、批判、斗争,使他们处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得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少数刚正不阿的“顽固分子”,则用人海战术、车轮战术、疲劳战术,没日没夜的批判斗争,从精神、身体上摧残迫害;在强大暴力面前,除了少数以死抗争者外,有谁还敢“坚持反动立场”?

例如广东省政协委员罗翼群,一位曾追随孙中山的老同盟会员,1949年因倡言国共和谈,被国民党永远开除出党,并列为背党叛国第一名通缉。鸣放时他说了几句几句实话成为右派。为了打击他的“嚣张气焰”,广东省委特意安排他到七个县“视察”,每到一处,都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自发”的前来与他“讲理”,其中兴宁县有5万人游行示威,源河县冒雨赶来的有5千人,前后20余天,无论他走到哪里,只要一出门,就有几百到几千人围上来,没有三四个警察保护,便不能离开宿舍一步,最后罗翼群只得被塞进汽车的麻袋里狼狈逃回广州。在这样的形势下,罗翼群还不承认“反党反人民”?

又如海归右派,西南师范学院讲师董时光,在几千人的全校斗争大会上,拒绝认错拒绝检讨,是何等的刚正不阿大义凛然!但是,几十天来,在重庆七、八月近40度的高温火炉里,他经历了全院斗、全系斗、学生斗、老师斗、白天半、晚上斗……十面围剿万炮齐轰,已记不清楚遭受了多少次斗争,最后心力憔悴疲惫不堪,不得不承认右派“罪行”。

运动群众整制右派,是毛泽东的第二法宝。

痞子手段,无所不为

应用“引蛇出洞”的方法,先许以“言者无罪”,然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使百万知识分子遭到灭顶之灾,还把这样的背信弃义,无耻伎俩称之为“阳谋”;没有一些痞子的“气魄”,一般人是不敢做的。57年夏天已把大批知识精英打成右派分子之后,10月15日八届三中全会才制定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这种先定罪后制定法律的行为,除了毛泽东,还有谁敢干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痞子“事业”?痞子手段,正是毛泽东一贯的手法,也是反右运动的行动基础。

痞子手段的第一个特点,是利用打手——那些抱着个人目的整人者。各地区各单位都少不了这种人,连民盟中央,不是也有吴晗、沙千里等盯着副主席、常委的位置而挥臂上阵吗?

记得当年西南师范学院的鸣放会上,董时光先生正在发言,一个青年突然冲上台去夺过话筒大声叫喊;“董时光放毒!董时光反共反人民!”此人是中文系57级的刘某某。要说此公,学习很不怎么样,品德更难服众,1956年在泸州某中学实习时,还当过梁上君子——偷别人的毛衣。如此品性本来为人所不齿,但是他得党员准老婆的情报,知道要反击右派,于是就跳将出来左右撕杀,成了反右英雄和青年楷模,那偷窃之事也就小菜一碟特意掩盖;还留校、入党。反右运动淘汰精英,选择杂痞,此系一例。

痞子手段的第二个特点是挑起群众互斗。在反右运动中,情人揭发情报人,妻子揭发丈夫,儿子斗争父亲,学生斗争老师之事遍及全国,中华民族数千年积淀的伦理道德,被蹂躏得像擦屁股的手纸。在文人堆里,更是互相撕咬得一塌糊涂,有的人已经陷入了右派泥潭,还企图踩着别人的肩膀爬上岸来:费孝通揭发章伯均,潘大逵揭发罗隆基,曾昭伦揭发钱伟长,陈仁炳揭发彭文应;沈从文、叶君健批肖干,郭沫若骂沈从文;冯雪峰批肖也牧,夏衍批冯雪峰;田汉批老舍,老舍批吴祖光……好一场硝烟弥漫的混战!此时的毛泽东,像古希腊的奴隶主,坐在看台上观看角斗池中赤身裸体的奴隶互相撕杀,得意非凡地欣赏着自己一手导演的这场好戏。

痞子运动的第三个特点是毁人名誉。在中国,男女关系是将人搞臭的摧化剂。许多右派分子不仅“思想反动”,还“生活腐化,作风下流”。例如前述罗翼群,一个古稀老头,还被人揭发对某女演员欲行不轨;北师大生物系主任、一级教授、留美博士武兆发,被某黄脸婆女助教揭发,说她被武强奸,武不堪迫害与侮辱,愤而自杀;西师数学系一个右派学生,连他16岁时与嫂子鬼混的事也给端了出来;许多年青右派在背地里议论异性,都被冠以“下流无耻”受到批斗……不管是否真有其事,按“革命的需要”,将右派搞臭就是“硬道理”。

无限上纲、运动群众、痞子手段,是毛泽东制服右派,也是一切整人运动的三件“法宝”。这三件“法宝”的实质,就是反民主、反自由、反法制、反人权。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是无穷无尽的。揭露毛泽东的罪恶,就应该揭露他的整人手段。

作者为学者、作家,居大陆。

珀祖:毛泽东制服右派的三件“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