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章詒和散文集 作者: 章詒和 
留學時期的李宗恩
楔子
2012年9月22日，我應私人邀請參加李宗恩先生（1894—1962）逝世50周年座談會。
走進北京東單三條「協和」老樓會議室，我很吃驚：牆上無條幅，桌上無鮮花，室內沒有服務員，室外沒有簽到簿，靜悄悄的，乃至冷清。咋啦？座談會的規格低到無規格。唯一吸引人的地方是與會者，清一色銀髮老人，人人衣冠整潔，個個舉止得體。我掃了一眼，只認得蔣彥永先生。
他見我，即問：「『協和『請你了嗎？」
答：「我是受李家親屬之邀。」
又問：「你認識李宗恩？」
又答：「我不認識，父母認識。李宗恩劃為『右派『，是因為父母的緣故。所以一定要來。」
會議開始，先播放視頻，內容是一位記者的隨機採訪——把當下協和的頭頭腦腦，上上下下，都採訪到了。問的問題只有一個：「你知道李宗恩嗎？」
回答也只有一個：「不知道。」
我看過一本寫協和往事的書，洋洋洒洒數十萬言，涉及李宗恩的文字寥寥數語。顯然，這是一個被時代遺忘的人，也是被協和忽略的人。為什麼「忽略」、「遺忘」？因為他是舊社會協和醫學院第一個握有實權的華人院長[1]，更因為他是1957年醫藥界最大的右派分子。
會議的主持人是現任美國洛克菲勒中華醫學基金會（Chinese Medical Board）主席瑪麗·布朗·布拉克女士（Mary Brown Bullock），她從大洋彼岸飛抵北京，就是專程來主持這個紀念會，並做演講[見附件]。盡人皆知，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中國的一個創舉，就是建立協和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1916年協和醫學院選址動工，1921年落成並正式命名。醫學界人士很清楚：在那個時代，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代表國際醫學最高水準，協和醫學院正是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為「藍本」，教學、臨床、科研三位一體，從總體架構到具體標準，一切向它看齊，模擬仿照過來。北京協和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是洛氏基金在20世紀上半葉對華（單項）援助出資最大、時間最長的項目。令人欣慰的是所有的援助與付出，都沒有白費。幾十年間，協和（即北京協和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之簡稱）在中國開創了八年制臨床醫學教育、高等護理學教育之先河，在培養醫生，建設醫院以及醫學研究等方面成績斐然，很快成為亞洲醫學和研究方法的最高標準，對日本、印度的高等醫學院也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太平洋戰爭爆發，協和被日軍佔領，受到嚴重破壞。戰爭剛結束，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宋子文立即致函洛氏基金會要求儘快恢復協和的一切工作和項目。當時的基金會董事長小約翰·洛克菲勒在回函中說：「協和醫學院的工作是我們皇冠上最明亮的鑽石，我們有最強烈的義務繼續支持中國的現代醫學。」
1946年，再派考察團赴華，根據需要由中華醫學基金會再撥款1000萬美元。1947年，協和董事會一致通過，任命李宗恩為協和醫學院院長，由董事長鬍適通知他。
一、家世
光緒二十年（1894）中秋（9月10日），一個男嬰降生在江蘇武進縣青果巷內一個士大夫家庭。祖父給剛剛出世的長子長孫起名「宗恩」。嬰兒的父親叫李祖年，恩科中進士二甲八名。高中後，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
1902年，李祖年在益都（清州）做知縣，開辦了當地第一所新式小學。為了號召當地士紳把孩子送進新式小學，帶頭把李宗恩放在那裡受業。
1909年，李宗恩入上海震旦大學學法語，那年他16歲。
1911年，李祖年出任山西財政廳廳長。喪偶不久的他，決定讓18歲的兒子赴英國留學。李宗恩剪了辮子，上了海輪。對於留洋，他沒有一般年輕人的遠大抱負和熱烈憧憬，只是說：「十八歲時，我偶然地出了國。當時並未想到我為何出洋。到了英國，因為官費是指定給學醫的人，我就學了醫。及至學了醫也就安心讀書，安心做事；等到後來想到該回家的時候已經近三十歲了。」[2]
1913年，李宗恩進入英國著名格拉斯哥大學醫學院。七年間的學習課程依次為：植物學，動物學，物理，化學，解剖學，生理學，藥物治療，病理學，法醫，公共衛生學，外科，臨床外科，內科，內科實習，產科。保存至今的格拉斯哥大學檔案里，註明李宗恩就讀期間獲臨床內科二等獎、年級第十三名。之後，他赴倫敦熱帶病學院，在Dr. Leiper的指導下工作，很快獲得熱帶病/公共衛生證書，還幸運地參加了英國皇家絲蟲病委員會赴西印度的熱帶病考察。
1923年，李宗恩在格拉斯哥格西部醫院（the Western Infirmary）做住院醫生，工作出色。一位醫生（Dr. Cathcart）談及對李宗恩的印象，說：「他非常有人格魅力，所有的人都很喜歡他。他工作上能吃苦而有責任心。」在英國，李宗恩興趣廣泛，和一些中國留學生一起創建了留英同學會。
30歲的時候，李宗恩覺得自己該回家了。去接他的兩個弟弟覺得大哥果真與眾不同，尤其是那副眼鏡，既無「腳」，也無「框」，鏡片是靠一個金屬夾子夾在鼻樑上的。在其攜帶書箱里，除醫學方面的典籍文獻，還有英國文學作品以及探討社會問題的著作。李宗恩此番回國，還與感情問題相關。出國時他與表妹何晉訂婚；留學期間與一個英國女同學相愛。在父親家書「歸國完婚」的催促下，他考慮再三，向異國女子陳述了自己的家庭狀況與尷尬處境，終獲諒解。此後的數十年間，遠隔重洋的情誼並未中斷，始終隨身保留著英國女友的信件。
李宗恩先到達上海，而他要去的地方是北京，因為北京有個協和。他這樣說：「我不願依附家庭，希望脫離家庭而獨立。北京的協和是當時全國設備最充實的一個醫學校，我認為它適合我個人的志願和興趣……」[3]
1927年初夏，李祖年突然去世。丟下續弦和三個孩子。李宗恩從北方趕回老家。辦完喪事，他建議繼母帶著年幼三個弟妹去北京與他同住。毅然決然地承擔起長子的責任，這給了新寡的繼母極大的安慰。
他靠一生的品行來擁有自己的朋友與至愛。
二、硝煙
在協和從醫從教，李宗恩各方面表現非凡，專業出眾，且具備良好的管理能力。當時的副院長狄瑞德醫生在備忘錄里這樣寫道：「我認為李醫生是內科中國醫生中最有前途的一位。他在臨床和研究方面表現出不同凡響的能力。我相信，他是那種不但在自己的專業上出類拔萃，而且可以影響而帶動其他人。我深知，在協和的年輕中國人里，他是最值得鼓勵和支持的一位。」李宗恩從助教、講師、副教授擢升至襄教授。他以深廣的內科學識、豐富的臨床經驗和誨人不倦的責任感，贏得了學生們的敬佩。1937年，李宗恩「因為他在臨床、教學、和研究方面出色的能力，被中國醫學基金會晉陞為襄教授。」
1937年7月，日軍炮轟宛平城。也就在7月的第一個星期，國民政府教育部王世傑部長邀請協和醫院的李宗恩、北平護士學校的楊崇瑞校長（協和醫院婦產科專家），武漢大學的湯佩松教授和在南京工作的朱章賡（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秘書、公共衛生專家）四人，一起討論，決定在武漢大學成立一個醫學院，並指派他們為籌備人。但因華北形勢動蕩，會議草草結束，各自回原校分頭籌備。
「八一三」以後，抗戰全面展開。經淞滬血戰，上海淪陷。戰線隨之西移，抗戰形勢趨緊。李宗恩接到通知：教育部決定將正在籌備的武漢大學醫學院改建到更為安全的大西南，成立國立貴陽醫學院，以接納從華北及其他敵占區退下的醫學院學生。該院的籌建仍由李、湯、楊、朱負責。11月19日，李宗恩離開北京。12月31日，教育部下達聘書，聘請這四位醫學專家為貴陽醫學院籌備委員，李宗恩為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
經過緊張籌備，1938年3月1日，國立貴陽醫學院宣告成立，教育部正式聘任李宗恩為院長。校方順利地租賃了別墅、會館以及寺院，經過修繕，6月1日貴陽醫學院正式上課。自籌備委員會成立以來，在漢口、重慶、長沙、西安、貴陽五處設立招生處，共收容戰區退出的失學醫學生及護士助產士學生計三百餘人，他們來自三十餘所院校。學生們年級不同，學業參差不齊，故採取分班教學，實行類似協和的導師制。導師及受導學生的分配，在每學年開始後二周內由訓導處公布，導師負責受導學生學習、生活之責。這種導師制十分有效，一直延續到1949年。一個學生曾這樣形容在貴醫的讀書生涯：「開辦之初，設備簡陋，沒有甚多的教室，而致解剖學在院子里上課，把人體骨骼掛在樹枝上講演。一些教室也是臨時搭成的茅屋。下大雨的時候，教室寢室往往變成澤國，沒有自修室，在飯廳里自修，每人發凳子一張，上實習，上自修，背著凳子到處跑。天晴的時候，還好，一逢下雨，泥濘三尺，真有『行不得也么哥』之苦。一年級宿舍是在山上，離開教室有半公里左右。晚間自修完了回去，不但要摸黑路，而且還怕土匪和野獸（山上常鬧豺狼和土匪）。解剖實習的骨骼不夠分配，學生常常跑到山上，挖取野墳的骨骼。在物質條件如此低劣之下，師長們誨人不倦，同學們埋頭苦學。當時幾乎全國知名的教授，均薈集在此，貴陽醫學院聲譽鵲起，遂有小協和之稱。」[4]
兩年後，貴醫的學生畢業了！1940年2月2日首屆畢業典禮晚在敬思樓舉行，醫科第一屆畢業生二十六人，醫士職業科畢業生第一屆護士十六人、助產士十一人。典禮上，男著中山裝，女著旗袍。畢業生也是穿著整齊，或黑色中山裝，或白色制服。會場布置莊嚴隆重，校門有松柏彩牌聳立，兩側書有楹聯：「畢業即始業，祝諸君鵬程萬里；新生繼舊生，看吾校異彩常留。」與會者有省主席、教育部代表、教育廳長、大夏大學校長、湘雅醫學院院長等。典禮在樂曲中開始，李宗恩致詞。他說——
我熱誠的向諸位道賀。但是從我的職務上，以及對於諸位的私誼上，都感覺彼此相處的日子太短了。我對於諸位有無限的希望，在諸位畢業離校的時候，願意從自己的生活經驗中提出一些重要的心得來貢獻給諸位。
我們無論求學、辦事，都必須有科學的態度。我對於科學態度的解釋，認為應該是避免主觀，注重客觀。主觀太強，理智容易給感情蒙蔽，會不知不覺的走入錯路。注重客觀就必須有冷靜的頭腦，才可以充量運用他的智慧來求學來辦事，才會有良好的成就，才會有不斷的進步。就是處世方面，也要有科學的態度，才能夠檢討自己，體諒他人。這種心平氣和認真做事生活的風格，實在是受過高等教育者應有的修養。
求學辦事僅有科學的態度還是不夠，如果沒有一種動力，所謂成就與進步還是沒有把握的。這種動力必須有健全而有意義的精神生活的人才有。在西洋社會宗教信仰是人們健全精神的基礎。有人說，主義信仰也可以成為人們健全精神的基礎。我以為一個人能夠有一種固定的事業欲，也可以使他的精神生活達到健全而有意義的境地，因為有固定的事業欲的人必然是意志堅定的，必然能夠不惜犧牲為他的事業向前作艱苦的奮鬥，像有宗教信仰或者主義信仰的人一樣。這樣的人，他一定能夠從他的事業中得到滿足，得到他特有的樂趣，他活一天覺得有一天的意義，他的心境永遠是樂觀而且積極的……
我反覆閱讀這篇致辭，感慨良多。與其說他是在勉勵學子，不如講是在歸納自己——「無論求學，無論辦事，都必須有科學的態度」——李宗恩不正是這樣辦學的嗎？「心平氣和認真做事的生活風格」——李宗恩不正是這樣生活的嗎？「一個人能夠有一種固定的事業欲，也可以使他的精神生活達到健全而有意義的境地」——李宗恩不正是達到了這樣的境地嗎？最令我欽佩的是他的這種人生態度貫穿於生命之始終。即使在「反右」之後，「山巔秀木，摧杌為薪」。對一個不懂政治的人來說，內心渺茫惶惑可想而知，但依舊恢恢然君子形貌。我覺得李宗恩的幾十年的醫學教育實踐，有如廣袤高原上的冬雪，綿長細密，無聲無息又盡心儘力。
臨床是醫學院教學的重要組成。1941年，為了讓貴醫有臨床教育，李宗恩和楊濟時籌集了部分資金，在貴陽市陽明路兩廣會館，因陋就簡，設置十張病床，成立了貴陽醫學院附屬醫院，由楊濟時任院主任。而在此以前，學生的教學實習和臨床實習都有賴於省立醫院。醫學從來都是嚴謹刻板、乃至冰冷的，加之物質匱乏，生活艱苦，為消解學生日常生活里的冗繁，乾枯與瑣碎，李宗恩居然組建了一支口琴隊！用節省下來的院長辦公的經費，在香港訂購了各型口琴。經過訓練，沒過多久，什麼《比翼鳥》、《雙鷲進行曲》、《漢宮秋月》等樂曲，都不在話下，還定期在貴陽市內公演和電台，且成為貴陽最有名的口琴演奏隊。繼而他又建立了話劇隊，國劇隊。前者，為貴陽市捐獻慰勞籌款公演，自己還參與《叔叔的成功》等劇目的演出。後者，為勞軍、賑災、募捐等義務也演出多次，劇目包括《玉春堂》、《武家坡》等。風流盡顯，舊時代一個受教育充分的知識分子在文化上的深度以及個性之飽滿充盈，令人感佩。幾年下來，在西南邊陲，於荒僻之地，李宗恩等一流教授以血水奔流的方式，培養出合格的醫科學生，由是激發出人們在戰爭中拯救生命的熱望。化育人才，弦歌不輟。這所原本不為人知的貴陽醫學院，在硝煙中越發顯得崇高和厚重，引得燕京大學司徒雷登等人也來貴陽參觀。有如一條緩慢的水流因高壓而成為壯觀的噴泉，在戰爭陰暗的縫隙中迸射出的一線奪目的光亮！
轉眼到了1944年的冬季，日軍節節西進，由廣西逼近黔省，貴陽一夕數驚。省政府命令各機構和市民疏散，貴醫決定遷往重慶歌樂山。沒有汽車等運載工具，長途跋涉只有徒步而行。李宗恩把自己僅有的黃包車，卸下兩隻輪盤，給同學們用來拖運行李。「在動身的那一天早晨（12月7日），師生齊集附屬醫院門前空地。天氣陰沉，寒峻的北風吹得房屋在戰慄，也吹去心頭的溫暖，大家有說不出來的悲涼與凄清。（李）院長在一個簡單的演說以後，哽咽著喉嚨，流著眼淚，顫抖著聲音說道：『我們來唱——唱一個校歌。』在場的人已是泣不成聲。」[5]師生們並不恐懼日本人的凶暴，也不考慮個人的安危全，之所以痛哭是惟恐這剛長成的貴醫因經不住狂風暴雨，而枯零凋萎。
在戰火中在遭遇苦難，在苦難中堅持不懈，國立貴陽醫學院以「永遠獨立」的風姿完整地保存下來。李宗恩儘管承受許多周折乃至誤解，但他懂得作為一個院長的第一意義，就是負擔起自己的責任。出色的業績，使他榮獲了中華民國政府頒發的「抗戰勝利勳章」。獲此勳章的，有國民黨高級數十位將領：何應欽，程潛，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有八路軍三位將軍：朱德，彭德懷，葉劍英。
在此期間，朱家驊、王世傑二人以介紹人身份為李宗恩辦理了國民黨黨員手續。按照當時的規定，學校的校長、教務主任及訓導主任應是國民黨員。為了千辛萬苦辦起來的貴醫，李宗恩接受了這個事實。而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此後二十年，在反覆的政治歷史審查中，卻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對這個「事實」。
抗戰結束，恢復協和的事宜立即提到日程上來。經費方面由美國資助；董事會是中美成員的組合；管理方面則明確要求一個全職中國院長，一個美國副院長，皆由協和董事會選出。被提名的中國院長候選人共有十一位。包括劉瑞恆、林可勝、張孝騫、李宗恩。1947年3月12日協和董事會在上海召開會議，選舉李宗恩為協和醫學院第一任中國院長，Dr. Alan Gregg 為副院長。
3月23日，李宗恩電告胡適：「I feel unequal to the great task which the PUMC Trustees did me the honor to entrust to me. I beg you to give me one week to enable me to think over the matter carefully and to make arrangements for the Kweiyang Medical College affairs before I can make any final decision.」
（譯文：協和董事會的任命以及給予我的榮譽和信任使我感到力所不及。請允許我要求一個星期的時間給你最後答覆，讓我認真考慮如何安排貴陽醫學院的工作。）
3月31日，李宗恩給胡適電報，表示接受任命。時任擔任董事會主席的胡適對李宗恩的人品、學識和才幹，深信不疑。他在信中這樣寫道：「在你的領導下，我們相信，新協和將會像過去一樣，對中國的醫學教育做成重要貢獻。對此，你將有我們的信任和支持。」
這個在協和任教14年的人擔任院長後，便拿出全部精力從事「復校」工作。
恢復一所醫學院，錢乃首要之事。美國洛氏基金及時出手，決定繼續採用一年一度的撥款方法。李宗恩最頭疼、最棘手的事就是管理協和的財務。當時匯率極不穩定，為了交涉美元和法幣的兌換率，他與中央銀行總裁張嘉璈打了無數交道。日記里，李宗恩甚至詳盡地列出匯率的計算方法，而這樣的預算計劃則是他每個月的「作業」。難怪美國方面感嘆道：「世界上沒有任何醫學院的預算，像協和醫學院的預算那麼複雜。」
與錢同等重要的是人。恢復後的協和，該怎樣辦學？李宗恩極為明確的想法就是保持「協和標準」——即「教學質量高於一切」。除了聘請國內外醫學家擔任客座教授，協和以自身巨大的吸引力、影響力，把戰爭時期散落各地的資深醫學教授都「搜索」回來。經歷渺渺程途，跨過滾滾長江，聶毓禪[6]帶著幾十名學生，走過1900公里行程，由成都回到北京。婦產科專家林巧稚於1948年5月，回到協和婦產科。秋天，內科專家張孝騫從「湘雅」返回協和，擔任內科主任。師生踏進協和大門，眼前一片殘缺：設備找不到，病床十五張，唯有綠瓦灰牆保留著舊日景象。來不及休息，大家放下行囊，就著手重新開課。這些一流醫學家表現出「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的英雄氣概：到庫房查找可用的設施；把拆散的儀器拼接修理起來；把校舍重新打掃刷新；向董事會提交購買新鍋爐計劃；簽訂全年燃煤合同；為講授人體解剖學，跑到北京大學「借」屍體。艱難之中，協和以不可思議的神奇力量，迅速恢復生機。這兩年在協和歷史上，被稱為「白銀時代」。
白銀時代，奪目而短促。
三、去留
常聽人這樣說：「誰讓他們（指老一代高級知識分子）不去台灣！結果呢，戴帽的戴帽，劃右的劃右，下放的下放，慘死的慘死。後悔吧？要是早早去了台灣，一輩子不會倒霉。」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這個「早早」，是指政權易手的前後，而「你們」為啥去不去台灣？則成為大陸一個久久議論的話題，是走還是留？這句話，就像哈姆萊特「生存還是毀滅」的台詞一樣，無休止地提出。
1948年，國民政府有個「搶救學人」活動，即胡適、傅斯年親自出面動員一些頂級學者教授離開北平，飛赴台灣。其中被他們動員的人物里，最有名的一位叫陳寅恪。胡、傅等人多次勸其南下、東渡，陳寅恪夫人還曾一度滯留香港。但最終未赴台，他拒絕了，落腳在廣州。1949年後，上面幾次派專人來廣東，恭請陳寅恪赴京，他拒絕了，儘管新政權有多個重要職務和頭銜在虛席以待。
在國民政府開列的名單里，也有李宗恩。他也回絕了，說自己要留下。他們當時為什麼要留下？此後，許多人不停地追問？包括今天的年輕人。寫李宗恩過程中，我也思索這個問題，還向別人討教。歸納起來，是否有以下幾點：
一，這些學者、科學家絕非一人東渡，獨自飄零。他們要帶上一大家人；要帶上半輩子積累的書籍、資料；要帶上所有的家私；要帶上捨不得丟棄的零零碎碎。一句話，奔赴台灣就意味著連根拔起，永不回頭。而不傷一枝一葉地「移栽」至台灣，需要一大筆錢，需要充沛的精力，需要人力和幫手的，需要埋葬許多珍貴的感情，需要扭轉許多習慣，需要割斷許多良好的關係……還有永遠帶不走氏族血脈、鄉土老宅、飲食口味、興趣愛好，以及長滿青草的祖墳。遠非兩張機票，一走了之那麼簡單。這些嚴峻冷酷而又極其現實的問題，是阻止遠行的力量。這種力量之大、之細、之深，可以壓倒一個簡單的政治判斷。
二，這些學者、教授、科學家對問題的思考，大多不屬於政治性思維，也就是說基本上不是從政治上的「左」和「右」，來選擇自己的未來。他們一心牽掛和始終惦記的只是學術，學問，學科，專業和技術。在大陸幾十年、或研究或執教，都累積起相當雄厚的物質基礎和精神資源。如，有較好的研究環境（大學或研究機構），有館藏豐富的圖書館，有設備比較完善的實驗室，有互相信任的同事，有可以取長補短的同行，有十分得力的助手，有成批的學生，有廣泛的社會聯繫。他們在各自的領域，說不上呼風喚雨，也算得如魚得水，而漂泊至孤島，則一切從零開始。兩廂對比，孰輕孰重？無須細算，任何一個以專業立足，以學問為本的人，心裡都很清楚。記得台灣中研院近史所的一位研究員曾對我說，自己看過一些知名專家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的信札，當其得知先期抵達台北的同事幾家人都擠住在大大的倉庫，每家僅以鐵絲布簾相隔的情況，頓時全身涼透。心想：到了那邊，要熬多少年，才能像在燕京、北大那樣生活和工作？有的教授則擔心一次永不回頭的遠行，自己的身體恐怕就吃不消……諸如此類，切切實實的問題都明明白白地擺在面前，而每一個問題的分量都關乎他們的畢生事業，每一個問題都超過了判斷「左」與「右」。
三，這三嘛，就涉及到對形勢的判斷和對時政、對中共的認識了。馮友蘭、湯用彤等人講過：他們之所以在解放時沒有走，主要是覺得國民黨非常腐敗，跟它走沒有希望；對共產黨則完全不了解。說句老實話，在韓戰爆發以前，沒有幾個人認為蔣氏政權在台灣能長久維持。有人推算，充其量存活一年或比一年多一點，毛澤東自會把它幹掉，就連美國白宮亦有所估計和準備。抗戰結束後，很多知識分子並不看好蔣氏統治，已是眾叛親離，行將土崩瓦解。包括儲安平在內，不認同共產黨，但更不滿於國民黨，他說：「七十天是一場小爛污（指幣值改革），二十年是一場大爛污。」儲安平以「拆爛污」心態對待國民黨，這句名言也最終導致《觀察》被查封。潰敗的國民政府並非像現在一些人說的那麼好。
至於對中共的認識，我想引用李宗恩寫給（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報告里的一段話，很能說明問題：「不能忽視包括北平在內的中國北方政治格局的改變。如果這種改變成為現實，我們仍有理由相信，教育方面會有不受政治影響的一定自由度，雖然其重點可能有所改變。這個重點可能會在犧牲教育的標準和科學的基礎上轉向社會方面……」（原文：「the possibility of a major politic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involving Peiping cannot be ignored. In that eventuality，it is still reasonable to hope that educational activities will continue to enjoy a large measure of freedom from political interference，though some shift in emphasis is possible. Emphasis may perhaps veer more toward the social aspects of medicine，at the expense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and standard.」）
也就是說，在1949年前後，這些接受良好教育、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執政路線方針和政策有所估計，估計會不同於國民黨，但也僅僅是「有所改變」罷了。誰也沒有意識到隨後到來的是一種翻天覆地的巨變，更想不到登台後的毛澤東會那樣肆無忌憚地胡作非為。說到這裡，不由得想起父親和羅隆基在家裡說的一段話：「我曾經是共產黨，對共產黨、毛澤東是有看法的，也了解他們的一套。但無論如何沒有想到這個黨是那樣地差，人是那樣地壞。」這話是說在土改，肅反，肅胡，反右，三年困難時期之後。即使砍了他們的頭，也想不到還有一個「文革」。而在1949年前後，大家都在熱烈期待一個不同於國民黨的新政權。所以，陳寅恪選擇了廣州，不奔赴台灣，也不靠近北京。李宗恩選擇了協和，因為台灣沒有協和，協和在北京。
留下，留下，「貌似一樣憐才曲，句句都是斷腸聲。」
四、易主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政權對李宗恩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尊重和熱情。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心裡明白：共產黨需要好醫院，好醫生。
1949年7月13日，全國首次自然科學會議籌委會全體開會，邀請李宗恩出席。
7月14日，第一次科學會議籌委會會議揭幕，李宗恩為主席團成員，成員共41人。
7月17日，《人民日報》刊出為中蘇友好協會發起人名單，上面有李宗恩的姓名。
9月29日，李宗恩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受邀參加開國大典，登上觀禮台。
江山易手之初，協和沒有被新政權接管，美國高級職員均回國述職。1951年1月20日，李宗恩給洛克菲勒基金會發去電報，電文只有一句話：1月20日本院收歸國有——這是協和向洛氏發出最後的聲音。洛克菲勒基金會與協和的合作歷經三十五年後，驟然而止。也就在這一天，協和醫學院、協和醫院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衛生部全面接管。學校和醫院改為：「中國協和醫學院」和「北京協和醫院」，並宣布：院長李宗恩；學校和醫院的規章制度不變；經費由教育部撥款；教職員工原職原薪。
1月21日《人民日報》刊出接收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消息，全院師生員工歡欣慶祝。李宗恩表示堅決擁護，於26日發表談話，對未來的協和抱有信心。他說：「我們希望今後在教育方針上應有明確專點，或著重教育，或著重業務，或著重訓練。我相信在政府領導下，協和一定可以辦得更好。」意想不到的是，大洋彼岸的小洛克菲勒的朋友也寫下類似的話：「我們不應認為這將意味著，這所學校的用武之地提前終止了。其實不過是換了一種管理而已……讓我們希望、祈禱和相信，所有一切必將有最完美的結果。」
結果呢？
結果是於1952年的元旦，中國協和醫學院劃歸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建制，即移交軍委。協和高級護校停止招生。與此同時，在全國範圍開展「三五反運動」在知識分子當中開展「思想改造運動」。
1月9日《人民日報》在「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開展思想改造運動」的專欄里，刊登了李宗恩文章《我和協和醫學院》。這是一個知名科學家，教育家的響應號召，在政治運動中「自我反省」的開始。
1953年，協和醫學院停止招生，改為為全軍培養高級師資和提高部隊醫務幹部水平，向幹部進修學院過渡。對這樣「完美的結果」，李宗恩無話可說。
也有讓人興奮的事，那就是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公布。李宗恩為此而撰文，寫道：「在舊社會裡，我是一個不懂政治也不大過問政治的人，反動統治政府也不要我們這樣的人過問政治，這次我有機會參加了全國政協委員會所領導的學習和討論，我感到這是我生平最大的光榮，我深深認識到了一個公民的光榮權利。討論的過程中，充分地發揚了民主的精神，例如我們提到了科學研究工作的問題，這次公布的憲法草案中第九十五條就明確地規定了國家對科學研究工作的保護和鼓勵。這次公布了以後，還要展開全國的民主討論，這種充分發揚民主的精神，正代表了我們憲法的本質，它是為廣大人民的利益而服務的，是人民的憲法，這是和資本主義性質的憲法根本不相同的。」[7]李宗恩之所以興奮，有這樣兩個原因：一是以為中國終於有了民主和法制精神；二是認定國家將對科學研究給予保護鼓勵——這是1954年的事，那陣子，非但「不懂政治也不大過問政治的人」高興，懂政治的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也高興。因為都相信了那部憲法。
同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篇幅刊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名單。與上一屆有所區別的是，李宗恩從科學技術界調整到醫藥衛生界。這個「移位」，更符合李宗恩的專業，也更符合需要。需要什麼？需要他出來講話，以協和院長的現身說法，在抗美援朝的政治形勢下批判美帝，批判知識分子的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傾向。
12月25日，他登上政協大會的講壇，他說——
……經過五年來在黨的關懷和不斷教育下，我在思想認識上有了基本轉變，使我從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影響下解放出來。現在回想過去，我清楚地看到自己卻是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政策所培養出了的典型人物。過去的協和醫院可以說是執行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政策的典型機構。美帝國主義就是這樣處心積慮地培養我這樣的一群人來散布崇美親美的思想，以達其侵略的目的。
我很早就到英國去讀書，長期接受資本主義的教育和熏陶。回國後，一九二三年我就鑽進了美國壟斷資本家煤油大王所創辦的協和醫院，在十餘年的過程中，我就被培養成為一個親美崇美、敵我不分、忘掉祖國、忠實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服務的代理人……從北京解放一直到一九五一年初接管以前這一階段中，我一方面堅持美國『標準』和『醫學教育制度』，一方面對政府的一些措施採取應付、拖延、抗拒的態度。當朝鮮戰爭爆發，美帝國主義文化特務婁克斯之流撤退後，我還向協和美國董事會彙報協和情況，並一再表示努力維持這樣據點，甚至在一九五零年秋，軍委衛生部都為志願軍傷病員向協和商借病床時，我在思想上還很抗拒，唯恐摧毀美國的『標準』和『制度』，怕喪失這塊陣地。在一九五一年政府接管後，協和同美國的關係雖然斷絕了，但我在思想上還是反動的。處處還留戀著美國的『標準』和『制度』。
接管後，在黨和上級的領導教育下，在群眾的督促下，經過一系列的政治運動，特別在思想改造的運動中所揭露的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具體事實，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更由於黨對我的關懷和信任，讓我在原崗位上繼續工作學習，我得到了進一步改造的機會。我的頭腦逐漸清醒過來，認識到實質上我是在幫助美帝國主義執行其侵略政策。我痛下決心，徹底清除我親美崇美的反動思想，堅決同美帝國主義劃清界限，永遠站在人民方面，全心全意為人民衛生事業服務。
這個發言，既是研究李宗恩的重要資料，也是研究當代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重要材料。他作為某個領域的代表人物，不得不站出來表態，就像後來批判胡風，中國的名作家無不撰文表態一樣，誰都擺脫不了的時代語境。在一個談不上現代意義的國度，許多學科本不具備「獨立」「自主」的意義，「五四運動」所形成的中國知識分子，又有「過度深入政治性」的嚴重傾向，以及「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的作用，致使很多專業之士停留在「工具性」層面，始終不能上升到靈魂主體的高度，而中共意識形態在集權制度下的無孔不入，迅速成為主宰人的強迫性力量。於是，專業領域的「高大」與在政治上的「卑微」，神奇般地融入同一個人的身軀。這一切，意味著中國知識分子心靈的波濤，將不再壯麗地飛濺起來。所遭之變，所遇之時，他們既是被逼的，也是自覺地走上「俯首帖耳」、「唾面自乾」的可悲道路，且註定要經歷大致相同的厄運。
五、劃右
1956年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春天來了，一百種花都要叫它開放，不要只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是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代，有許多學說，大家自由爭論，現在也需要這個……在憲法範圍內，各種學術的思想讓他們去上說，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
章伯鈞現場聽完講話，興奮異常。跨進家門，西服都沒顧得上脫，就和家裡人講起毛澤東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及對民主黨派提出「互相監督，長期共存」方針。不止是他，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絕大部分都聽進去了，也都信了。費孝通撰文稱頌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儘管有人於此前的運動中受到審查或批判，但天真的文人總覺得未來多多少少還是可以期待。
在中共直接推動下，各個民主黨派都放手大幹，招兵買馬，發展組織。按章伯鈞的計劃，希望農工民主黨在兩年發展之內，擴充到一萬五千人至兩萬人。每個民主黨派的組織發展方向是按界別劃分的，民革是國民黨前軍政人員及子女，民盟是高校，九三是科技人員，民進是中小學教師，民建是工商業者，農工黨是醫藥衛生界。在吸收人員方面，都注重吸收各個領域的頭面人物，和重要機構的組織建設。在農工民主黨，章伯鈞特別注意著名中醫施今墨，著名西醫李宗恩，特別注意中醫研究院，中醫醫院，協和醫院，中華醫學會等幾個大單位的支部設立。在這個政治背景下，李宗恩於1956年參加了農工民主黨，那時醫學界人士參加「農工」的為數不少，而毛澤東提出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十六字方針，對愛國知識分子而言的確具有吸引力。從1956年開始，李宗恩和章伯鈞夫婦開始了為期一年半的往來。往來的形式從開會、座談，到拜訪、吃飯。往來的前期內容是發展醫藥界人士參加農工黨；後期內容則是「幫助黨整風，大鳴大放」。
這是他們的交往，也是他們的罪行。比如，1957年5月在北京飯店，章伯鈞請李宗恩等五位醫學專家出面做召集人，請醫藥衛生界高級人士座談「黨群關係」以及「有職無權」等問題。在會上李宗恩說：「協和以往是黨委領導，『黨委領導』四字對我很抽象，連黨委是誰我也不知道。」又說：「如說『牆』，協和有二道牆，一是黨群之間的牆，一是軍人與非軍人之間的牆。」這個座談會後來成為有名的「黑會」，僅次於民盟中央6月6日六教授座談會。李宗恩的這兩段話，即成為他定性為右派的證據。在「大鳴大放」階段，許多高級知識分子認為是1949年後政治上最寬鬆的時候。自然，李宗恩的話也就多了一些。他的話大多與醫科教育相關，大多與現代醫院的管理相關，這也是他久存於心的基本觀點，無非借鳴放的機會說了出來。
李宗恩說得最多的是建議把個別有基礎的醫學院恢復為八年學制，他堅持認為沒有質就沒有量，只有在提高的基礎上才能搞好普及。對於派來協和的進修人員，李宗恩總要強調標準，認為一些初級的培訓班之類，用不著交給協和，以免分散科研人員的精力。來協和進修的人，一定要有紮實的自然科學基礎知識和醫療衛生實踐經驗，對把因軍功而獲得較高軍銜的解放軍衛生員送來協和進修的做法，他持保留態度，他認為至少應該只培養那些可能成材的人，軍銜在這一點上不該起作用。——這是他的右派言論。
當時官方倡導西醫向中醫學習，認定中西醫結合是中國醫學發展的走向。李宗恩對傳統醫學的態度還是比較客觀的，對於中藥麻黃素提煉的成功，讚不絕口。對於針灸的效果，他從不輕視。但從他的科學主義原則出發，他認為傳統醫學缺乏檢測手段，缺少科學的數據，應用時沒有太大的把握，所以對於西醫療效已經肯定的疾病，他就反對中醫介入。——這是他的右派言論。
對幾年來協和的工作評估，他認為「整天忙亂，成績不大；工作沒有制度，抓不住重點」。——這是他的右派言論。
當然，還有經章伯鈞的推薦，李宗恩擔任了中國人民支援埃及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委員；章伯鈞還準備推薦他擔任中央衛生部（非中共人士）副部長。——這更是他的右派罪行了。
到了1957年初夏，李宗恩何曾意識到事情正在發生變化，地下暗流涌動，天上烏雲聚集。那時，他住在協和老宿舍區（即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會為外籍醫生修建的別墅），一棟兩層歐式小樓，四周有草坪，綠樹可遮陰。長子夫婦帶著小孫孫與之同住，全家人正在等待另一個孩子的出生。李宗恩對從外地出差來京的小妹李宗蕖說：「我希望有一個孫女，等她長大了，就能挽著爺爺的胳臂一起上街。會有很多小夥子回頭看我的孫女，那時候我會很得意。」
不久，李宗恩得到了一個可愛的孫女；與此同時得到了一頂右派帽子。他的協和生涯戛然而止，一個國家政體的懲治力量迎面撲來。
中國知識分子生命的萎縮，不是從皺紋開始的……
六、拆遷
1958年2月4日，李宗恩接到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傳達關於處理右派分子決議的會議通知，開會地點是和平賓館。章伯鈞也接到通知，但是沒去，因為人家已經把農工黨中央一級的「劃右」名單送到住所，用意明確：希望他不去。名單上章伯鈞列在第一，李宗恩位列前十。李宗恩去了，儘管他已經知道自己是右派。
一周後（2月10日下午3點），他被農工黨北京市委主任委員王人璇約談。地點是地安門辛寺衚衕，中國農工民主黨機關所在。從談話中李宗恩得知：經過詳細討論和上級批准，全國民主人士最後確認了96名右派「標兵」。章伯鈞是一個，自己也在其內。對他的處理意見與章伯鈞基本相同，屬於：戴帽，降職，降薪。「右派」也有標兵？原以為只有榜樣才是「標兵」。
對右派的所有處置意見，李宗恩只能接受，也必須接受。
三個月後（6月3日上午），協和幹部處李子和處長和他談話，告訴他：家要遷出北京，人要離開協和，去昆明醫學院教學。遭受同樣對待的，不止他一人，還有護理管理專家、教育家聶毓禪，戴上右派帽子的她也要離開協和，去安徽醫學院。想當初，抗戰剛結束她就帶著學生，行程數千里，由成都回到北京。
此前，李宗恩在協和的職務已經免除，放在協和的所有物品從院長辦公室挪到「院辦」寄存。對一個人、一個家的處置盡在須臾之間，這讓他心緒不寧。東單牌樓的夕陽，協和醫院的走廊，居民漫步衚衕的悠然……有如自己的掌紋那般溫暖而清晰。原本屬於自己的東西行將失去，李宗恩無法言說，人家就是要你悲傷到無言為止。
驪歌一曲，垂柳依依，告別協和，告別親友，告別一木一石，告別一家一計，告別生活方式，告別曾經習慣的一切，從英文書寫到抽水馬桶。多少事，太匆匆，來不及喟嘆和傷感，談話完畢的當天下午，他就到協和的牙科補牙，又在離協和不遠的「清華園」修腳。
8月8日上午去協和，幹部處李子和處長拿出一紙行政介紹信，把李宗恩「介紹」到昆明醫學院。李宗恩明白這不僅個人的放逐，而是全家的遷徙。他必須像快刀斬亂麻一樣地處置這個家的里里外外。下午，他同妻子去銀行商談如何出售家藏的銀器。哪裡還有討價還價的心思，很快談妥。
8月9日上午，早飯後夫妻二人看望弟弟李宗津，是看望，也是告別。接著到託運公司詢問家具行李託運事宜。下午辦理銀器出售手續。
8月10日上午，去琉璃廠，接洽出售字畫；下午收拾家中物品。
8月11日上午，去市場買東西；下午琉璃廠來人看字畫。李宗津來家談天。
8月12日上午，外出修血壓表；下午上街修理皮包。
8月13日上午，收拾書籍及鞋子。下午取鋼筆、血壓表。跟著，又拿著沒有修好的血壓表，去八面槽醫藥公司實驗工廠繼續修理，說好19日可取。下午榮寶齋張有光先生來家看字畫。
8月14日，全天收拾照片。
8月15日下午，到人民市場接洽字畫出售。
8月16日上午外出買繩子，收拾行李；下午繼續收拾行李。
8月17日清理字畫。下午張有光（榮寶齋）來談字畫出售事宜。
8月18至20日連續三天收拾字畫和瓷器。期間，去人民市場接洽字畫出售事宜，又去琉璃廠榮寶齋。
8月21日收拾文件，資料。
8月22日上午理髮；從下午開始至25日收拾、包裝書籍，
8月26日上下午：到朝陽門外廢品收購站，賣「廢品」；到協和管理科訂機票。
8月27日上午，到中國銀行換去港幣；下午榮寶齋張有光來取字畫、墨硯等物。
8月29日上午，去中國銀行換美元。
8月31日去廊坊二條10號榮寶齋珠寶門市部；下午到孝順衚衕木器修理部。
9月1日上午，中國銀行金垣同志來談保險費；下午收拾行李。
9月2日收拾行李。
9月3日上午，第一批書籍寄出，收拾行李；下午管理科通知飛機定於十五日。
9月4日上午，寄書，看牙；下午到地安門辛寺衚衕與中國農工民主黨王人旋第二次談話。
9月5日至13日，每天收拾和搬託運行李。
……
在這裡，我不厭其煩地寫出李宗恩是如何動手把家打散拆光、清除乾淨，其實家中的每個物件，都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它非常細，細到一針一線；又非常深，深到人的心靈。一幅畫，一本書，一件瓷器，一對耳環，不僅蘊涵著人的情感元素和精神養分，維繫著家族的命脈與衍化，更是構築一個家庭的全部物質基礎，還在很大成分上支撐著社會成員的複雜的精神活動。把家拆了，人無藏身之處，情無依託之物，變得只有當下，而無永恆。拆散一個家，後來成為當局懲治異類的常用之策。整個夏季，李宗恩從出售字畫到兌換美元，家裡家外地跑，樓上樓下地搬。日記里的文字寫得簡單，也無多少感情色彩，但我能深深體味出藏於背後的複雜心情和感受。表達的節制源於自我行為的節制，當然，這也取決於人的修養和性情。
任何一個人在外感到壓力，一旦回到了家，一切因家的安穩而心靜，因親情而溫暖，因私密而鬆弛。住著多年老宅，摩挲珍愛的物件，覺得歲月依舊安好。李宗恩一向認為新政權的好歹僅僅是個自由度的問題，老的生活和生活方式還會根深蒂固地繼續下去。誰承想是這個德行！老物件，老親友，老嗜好，老做派，在日久天長與不知不覺中，構成了他個性的通達飽滿，乃至取得生命的某種平衡。現在自己動手對家做徹底拆除，其內心感情是很強烈的。他知道：以傳統文化材料構成的精神性的安詳世界以後不復存在。那些飽含手澤的舊之氣息，亦隨之而去。
讓我意想不到的是，在發配邊陲的前夕，李宗恩還做了另外一些事——
8月1日晚，去人民劇場看劇《林海雪原》；
8月5日和家人去文化宮散步；
8月17日帶著孩子（蘇蘇）到吉祥戲院看戲；
8月23日和夫人觀賞寬銀幕電影《兩姐妹》，之後在大同酒家晚餐；
8月27日晚，去南河沿文化俱樂部參加晚會；
9月上旬，李宗恩夫婦最後一次參觀故宮。
9月15日離京，14日晚李氏家族在和平賓館聚餐。
……
這又是什麼？是北京人所說的「找樂」嗎？當然不是。自身經歷告訴我：身處亂世或遭遇不測，人真的需要干點別的，如逛公園，下圍棋，看展覽，聽音樂，去餐館……藉以暫時擺脫某種社會角色所引起的心理負擔和精神重壓。1958年以後，我跟著張伯駒夫人學畫。故宮如有畫展，同樣戴著右派帽子的張伯駒先生和夫人一定帶我去參觀。可到了故宮，張先生並不怎麼看展品，甚至根本不看，而是抄著手站立一側，樣子悠閑，神情散淡，極有耐性地等著我把展品看完。出了神武門，他還非要夫人找個餐館一起午餐。人在政治狂亂中所維護與堅持的一點點「趣味」，多麼珍貴！
拆一個家，帶走了一分命。
七、遠行
1958年，對右派分子的處理基本完畢。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都是「又劃又戴」，但都留住在京城；「戴帽」的李宗恩則被狂風吹至遠處，「北走燕，南走楚，東走齊，西走蜀」，他走得最遠，由蜀而滇。於9月15日，攜夫人來到昆明，暫住昆明旅館。抵達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中共雲南省委報道。9月17日，昆明醫學院派車將李宗恩夫婦接到附屬醫院，在指定醫學院教職員宿舍住宿，在附屬醫院食堂用膳。北京的家，已經「一鍋端」。供職幾十載的協和，已於己無干。難道還有什麼徘徊不去的事嗎？沒有了。他面對的只是一種必須接受的現實，準備過一種被迫的生活。
李宗恩開始著手「過日子」——第二天，他到南坪街理髮；
之後，上街買日常用品；
之後，買點水果；
之後，和夫人打掃房間；
之後，到食堂買飯票；
之後，他到醫院挂號請醫生開安眠藥處方；
之後，到圖書舘，借一本阿英的小說；
之後……
對昆醫的安排，唯一不能適應的是宿舍樓的公用廁所，他能適應頭上的「帽子」，卻怎麼也適應不了胯下的「蹲坑」。想來想去，還是硬著頭皮到昆醫找到負責後勤的某科長，請代做一個「大便凳」。
夫妻相對，行坐相憐，真的切斷了對過去的所有聯繫了嗎？沒有。我在李氏日記里吃驚地看到，李宗恩尚未完全安頓下來，就給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寫去一封信，並親自上街到郵局將信寄出。我鬧不明白：他為什麼要給農工黨寫信？
10月3號上午，李宗恩見到黨委書記和院長，囑其翌日在內科門診上班。要工作了！興奮的他下午就跑到市內購物，買了一個聽診器。我也納悶：一個省級醫院的門診部，難道不給醫生配備聽診器么？哪怕是右派，不也是醫生么？興許李宗恩要買一個更新的或更好的吧？
每天在門診部忙碌，有時晚間值班。自己是右派分子，需時時謹慎，刻刻小心，數月間也很少寫日記。用他的話來解釋，就是「無特殊情況可記錄」。說是「無特殊情況」，但當地衛生界人士都知道有個從北京來的大大夫到昆明的醫院看門診了。街巷深深，依然識得春風面。
1960年，中央有人來視察，說了一句：「李宗恩年老體弱，不宜看門診。」昆醫立即做出調整，4月26日突然通知67歲的李宗恩，調到圖書館去整理外文期刊中的資料。服從調動的李宗恩，無論走到哪裡、也無論幹什麼，都是兢兢業業。由於英文超好和專業超強，整理外國醫學期刊自是駕輕就熟，甚至一個人干三個人的活兒。
一年過去，1961年5月8日，他給中國農工民主黨組織部寫的一封信。在寄去全年黨費的同時，寫下這樣的話——
我調來圖書館已一年了，服務一直在期刊組。年初以來，因人事調動，本來三個人的工作現在由我一人負責。
在黨的領導下和同事們的幫助下能夠按期完成任務。以往每周參加園地勞動，身體有了鍛煉。最近因關節常常隱痛，組織又讓我做些室內清潔衛生工作，給我時間練太極拳，很有幫助。
在政治學習方面，除經常參加館內布置的集體學習，利用業餘時間參閱些有關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和它的經濟基礎、殖民政策及幾方面的資料；對壟斷資本的認識有所提高。最近對壟斷資本統治下的科學發展方向的被歪曲和技術進步的被阻礙結合自己的思想寫了一個小結彙報給組織。一個月前組織讓我參加醫學院教職員的神仙會學習，我有決心做好我的工作，加緊自己的改造來報答黨對我的關懷耐心的教育和各方面的照顧。
茲隨函匯上人民幣￥17.28作為我的1961全年黨費，請查收是可。61.5.8
李宗恩很想加緊改造自己。在緊接著的一篇日記里，李宗恩又寫下這樣的文字：
對於改造：一方面有迫切願望能夠早日揭掉帽子回到人民的隊伍里來：（1）年齡不讓我一拖再拖，（2）改善處境，（3）改善家庭關係。另一方面：自己亦承認改造成績不大，對自己要求不夠迫切。
是的，李宗恩心底有一個盼頭，很強烈，很急切，那就是盼著有一天摘掉右派帽子，結束被貶斥的地位和被孤立的處境，重返人民隊伍。「改造」的好壞直接聯繫著「摘帽」，「摘帽」聯繫著政治身份，聯繫著個人處境，聯繫著家庭子女，聯繫著飯碗，聯繫著未來。所以，李宗恩「自覺」改造，何況年齡也不容他一拖再拖。要求「摘帽」是絕大多數右派分子普遍又強烈的願望，並非李宗恩所獨有，羅隆基，儲安平也希望「摘帽」。如果說有誰例外的話，章伯鈞可以算一個。他說了：「反右需要一個標本，我就是標本。」
至於今後的打算，李宗恩的要求不高，無非是想回到從前，回到「隊伍」。這個「從前」不是再去當協和院長，而是當一個享有自由平等權利的老百姓，只為求得社會接納與家庭的融洽。一個以治病救人為業、以人道為本、一心崇尚科學的人從北京貶昆明，從住獨棟洋樓貶到住兩間宿舍，從院士、名醫貶到圖書管理員，從受到尊崇到遭遇冷眼，其內心要經歷怎樣的煎熬和掙扎，才能與這個不公正的時代取得平衡？一切皆有所問，卻無所答。人的榮辱窮通，是否只繫於際遇，並不關乎修行、人品和愚智。李宗恩六十餘年，求學、出國、行醫、教學，奉行人道，服務人類等所有初衷，在新政權掌管下都未能如願，而最後的結果又都是適得其反。平生百事來心上，經不住細想。
在圖書館呆了一段時間，經過反覆的思考，李宗恩向領導提出希望回到老本行。這樣，人又從圖書館回到門診部。在門診部上班，經驗豐富，技術精湛，服務周到的他，能忘記自己是右派，也能暫時忘記自己的處境。李宗恩不但給患者看病，還就提高改進門診工作效率，提出了改進方法，被採納後，立見成效。當時昆醫的副院長藍瑚是法國留學生，他對「李宗恩整理門診部秩序的成績」評價很高，非但不在意他的右派身份，反而覺得恰恰因其發配西南邊陲，自己才有幸結識這位醫學大家。
八、無望
10月17日，昆醫召開全院大會。領導在上，員工在下，氣氛嚴肅又有些異樣。李宗恩在一個不顯眼的地方坐下，就像章伯鈞成為右派後，每次去民盟中央開會都會選個「旮旯」坐下，以避免遭遇難堪。
開會了！
會議內容有一項最為重要：宣布朱錫侯、朱肇熙、繆安成三位先生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回到人民隊伍。宣布完畢，院領導和他們一一握手表示祝賀。瞬間，他們由敵人成為人民，從「獨木橋」轉入「陽關道」。摘帽的教授們夙願得償，自然是興奮的。但他們的心裡又到底是個什麼狀態？我是在讀到朱錫侯先生的八十自述《昨夜星辰昨夜風》（201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才知道的。「自述」裡面說，早在10月2號上午（即國慶節第二天），就得知「摘帽」的喜訊，獲悉之時，自己「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人逢喜事，怎麼是到了「崩潰的邊緣」？
朱錫侯——留法心理學、生理學雙博士，中國近代心理學創始人，在「肅胡」運動中，因交代不清與好友賈植芳的關係而兩次跳樓、一次觸電。1955年僥倖沒有劃為「胡風反動集團」成員，1957年，則順理成章地成為「右派」。對此後漫長的「改造」歲月，朱錫侯這樣寫來：「牢記毛澤東說過的一句話——右派分子能回到人民中來的，最多也不過百分之五十，相當多的一部分是回不來的——我時時想著這段話，覺得自己如果回不到人民中來，戴著帽子離開人間，那將是最大的恥辱，是任何人都可以唾棄和不齒的『狗屎堆』。所以，必須徹底打掉自尊心，感到自己罪孽深重，必須把每一次訓斥，每個人對你的監督，每一天的苦役勞動，甚至令人難以忍受的辱罵，都看做是關心你和拯救你；要到了不知道榮和辱，喪失了人的尊嚴，到了像一塊抹布似的，不管人家怎麼用，怎樣揉，怎麼踩，都無所謂的時候，才能脫胎換骨，才有可能回到人民內部來（見」自述「第149頁）。」讀到這裡，全身震顫不已，我馬上理解了朱錫侯先生獲悉摘帽消息時所說的「已經到了崩潰邊緣」的全部含義。
心潮洶湧而面如平湖，沒有摘帽李宗恩也到了「崩潰的邊緣」。自控力一向很強的他，力圖做到無喜也無悲，無晴也無陰，但已經難以做到了。問題是今後這個「改造」，教人何處下功夫？以前的事情不能想，以後的事情不敢想，僅憑參加幾個座談會，提出幾條意見，和章伯鈞夫婦的幾次往來，就能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就能成為一個人的罪行？沒有人能夠回答。此前的成就、勞苦以及快樂，此後都要用孤立、自責和寂寞來償還。左派反感你，同類「右派」也嫌棄你。都說社會主義是個大家庭，其實沒有半點人性，半點人情。
過了一個月，深深的艱窘和屢屢的打擊始終無法平復，只有在隱忍中把傷痛和困惑埋到最深處。李宗恩在11月15日的日記里，寫下了這樣的話：
上月中旬，當朱錫侯、朱啟照、繆安成三位先生被宣布揭去右派分子帽子，回到人民內部的時候，我很感震動並在思想上出現一些不正確的看法。首先，我以為我之不能歸隊原因恐是我的罪名我以為比較嚴重，影響比較大，危害性又深遠。這一思想當然是不正確的，因為我只認識到問題不在於罪名的輕重，而在對於它認識。
我對朱錫侯、繆安成兩位先生的歸隊沒有意見，但朱啟照先生亦能在這次此次摘去帽子有些不解。我以為我的改造並不比他差，甚至比他強。這一思想當然更成問題。實際上對他的改造情況我卻知道的很少，所見到的不過是些表面現象，怎能據此下結論，這種結論就是對黨不信任。
另一個思想是如果需要我像朱錫侯先生那樣寫數十萬言的書面檢查才能揭帽子的話，我的希望就很少了。
「我的希望就很少了」——末尾一句，道盡李宗恩的沉重與沉痛。俗話說：「鋪路十里，不差最後一簸箕。」李宗恩猛然間發現自己與摘帽的三位同事相比，差的可不只是「一簸箕」。從1957年「反右」到58年「劃右」，每一天的思想改造唯恐不努力，工作唯恐不盡心，說話唯恐不檢點。此番看到別人摘帽，他才算突然明白：原來命運壓根兒就沒掌握在自己手裡，一切的辛苦付出和所有的小心謹慎與上邊對自己的掌控和處置，半點關係也沒有！也就是說：任你殫精竭慮，人家對你依舊。李宗恩的思維邏輯性、條理性，一向被人稱道。但自「劃右」後的三年，他才恍然大悟，別看每日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積极參加勞動，算得「習文又習武，知子又知午」。其實除了醫學，自己啥也不懂！他在日記中坦陳實在是沒有能力用中文動不動寫出數十萬言思想檢查[8]。文字的背後是無法言表的哀傷和劇痛。一個靈魂赤裸在蒼涼的大地，即使選擇堅忍也無法拯救自己。
人落到這一步，什麼都來不及了。
九、死別
修行再好，承受力也是有限。
過了新年（1962），李宗恩身體的不適毫無徵兆地出現了：早晨頭昏、頭痛，活動幾下就氣促，總是容易疲乏。之後，兩腿發現腫脹。從2月1日開始，他徹底休息了。2月底，病情毫無改善，醫院建議住院治療。
前路坎坷，後路渺茫，問題是還有「後路」嗎？李宗恩是醫學家，懂得生命的周期，縱有千般不舍，也難抵「離去」的到來。他意識到終點臨近的時刻，日子非但以「天」來計算，且有些事因內容的沉重而意義重大。其間，決定性的責任則落在自己的身上。李宗恩知道：任何一種處置態度與方法，對死者固然重要，但對生者則更為重要，一切都要有所交代。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首先是結束責任，工作的責任、社會的責任、家庭的責任；繼而安頓親人，告別朋友，用最深的情感祝福未來。李宗恩性格中的理性、仁慈、學識與性情等多重因素，使得他比別人更懂得如何書寫人生故事的結局。
2月28日，他給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組織部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我在昆明醫學院圖書館服務已將兩年，主要在中西期刊組工作；同時結合醫學院教學和科研需要收集些醫學文獻資料。
最近身體較前衰弱，血壓高，疲乏，有時腿腫，上了幾歲年紀，血管有些硬化，影響心臟和腎臟功能。組織上給我很多照顧，春節前後讓我休息了一個月；生活方面亦很關懷。我是非常感激和感動的。昆明今年冬季較往年寒冷，並下過……雪，對我是一種考驗。現已春回大地，覺得舒服多了。再有一兩個星期總可以恢復工作了。
茲寄上最近的思想總結一份，請查收，並1962全年黨費￥17.28.
「雪，對我是一種考驗。現已春回大地，覺得舒服多了……」平靜的文字，在我讀來卻是一陣心驚：他的這封信仍是寄給中國農工民主黨的。要知道，就是這個黨及其負責人章伯鈞在1957年夏季，給他帶來滅頂之災！對此，李宗恩難道不明白？當然明白。既然明白，為什麼還要和這個黨保持聯繫並堅持到臨終？我不解。對應該詛咒的黨，竟無一點怨恨？我不解。據我所知，很多名醫，不論中醫還是西醫，不管後來是不是右派，自「反右」運動以後（有的還在運動當中）都要求退出民主黨派，或書面提出，或主動疏遠，或不再繳納黨費，如此情況幾乎佔了七八成。一位有名的西醫，「文革」後期與我家同住一棟大樓。即使是鄰居，他也不和我的母親說話，哪怕是電梯裡面對面站著。看得出來，人家是從心裡厭惡章羅聯盟及其家屬，這才是正常的現象。誰搞的「反右」？名醫心中是明確的。但現實條件下的社會壓力，久處政治陰影下的恐懼心理，以及趨利避害等因素的作用，決定了人的選擇取向——從1949年至今，靠攏共產黨成為覆蓋全社會的群體靈魂。一頓政治暴洗，把中國知識分子原本就不怎麼硬朗的筋骨壓扁碾碎，幾乎沒有個體靈魂可與之抗衡而單獨存在。
李宗恩是個一個例外！大限在即，他沒給中共的領導寫信，偏偏給農工民主黨組織部寄去一份思想總結，還繳上全年黨費十七塊兩毛八，信里特別註明：「1961年第八期」前進「（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刊物）及1962第一期學習資料均陸續收到，以後如寄昆明六合村昆明醫學院圖書館李宗恩收更為直接也。」不可思議，即便是發生在今天的2016年也不可思議！我從熱淚湧出到伏案大哭，哭什麼？哭一個違背常情常態常規的例外。李宗恩的人生一路狂跌，從名醫到右派，從京都到邊陲，從中年到暮年，從盛年到衰危，困躓流離，天上地下，他竟守著一份對民主黨派的信賴，偏偏這個政黨最對不住他！這種橫亘歲月的政治抉擇和情感是從哪裡來？何處是因由？我無法回答。也許，是因為他長期接受西方教育所形成的獨立意志；也許，是由於現代醫學所給予他的某種思維定勢；也許，是出於不同凡響的李氏家族的遺傳基因，使他得以抗拒「群體靈魂」對個人靈魂的吞沒與剝奪。是這樣嗎？也許還因為他不懂政治，不懂社會，不知進退，不明利害，僅僅是出於人情人性。
李宗恩最後做的一件事是安頓妻子。夫妻同屬一條命，今後是她替他活著，所以必須為妻子的今後著想。他立即動筆，分別給三個老友孫邦藻[9]、林宗揚[10]、胡正祥[11]寫了內容相近的信函，這是李宗恩唯一可以安頓妻子的方法。信是用英文書寫的，清簡凝重，從每個字的後面飄出淡淡細雨，陣陣寒風。
這裡將其中的一封，抄錄如下——
My Dear Johnson：
I fully expect to see you in person before very long but that is not to be. By the time this reaches you I shall be in the land of limbo. I shall for my lad on for there are things I do not understand but I do admit that there is a lot to be said for the new regime and I have no complaints.
Jean，my wife，will live long after me. I am asking you，C.H. Hu +C. E. Lin to be her advisers. If any time she has occasion consul to you I am sure will give her your wise counsel.
Adieu，my friend
Yours always
譯文——
親愛的Johnson（孫邦藻——注）
我以為一定會親眼很快見到你，但是已經不可能了。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應該到了靈魂安息之所。我應該說，有很多事情我不明白，不過我承認新政府做了很多事。我無悔無怨。
我走後，Jean，我的妻子，還將會繼續生活下去。我請求你，胡正祥，和C.E. Lin 為她的顧問。如果她有時諮詢你們的意見，我相信你們一定會給她明智的建議的。
再見了，我的朋友，永遠是你的，
從容入世，清淡出塵。李宗恩臨終前發出的三封信，讓我們看到一個高貴的靈魂：一方面是至死保持著愛的能力，另一方面是選擇死亡的平靜。
信函寄出不久，李宗恩悄然離世。來則安然，去則泰然，一個氣度磅礴、寬仁恭儉、縝密精緻的人，在榮耀和恥辱中穿行六十八載之後，倒在險惡而乾枯的路上。一場死，無聲無息，不驚不怖。
李宗恩病危之際，昆明方面曾向北京打了報告。中央（據說是周恩來總理）讓李宗恩的長子飛往昆明，並指示：如有可能的話，將其接回北京救治。但兒子接回來的，是父親的一捧骨灰和悲痛欲絕的母親。
李宗恩出生地常州青果巷。這條小巷人才輩出，有名有姓、有頭有臉的，足有一百多人。但是不管你查閱「百度」，還是查閱當地編印的材料，就是沒有李宗恩。
所以，我要寫李宗恩。「拂盡了紅塵黑霧，還他個朗月清風清。」[12]
2016年1月—7月
寫於北京守愚齋
【注釋】
[1]劉瑞恆（1890—1961）公共衛生事業創始人哈佛醫學博士1929年國民政府教育部規定高等院校的校長必須由華人擔任，遂於是年被任命為協和醫院院首任華人院長。原院長退為副院長。劉一直在國民政府擔任重要職務，實際上協和醫學院行政領導權仍在美國人手中，而李宗恩為協和醫學院史上握實權院長的第一人。
[2]《人民日報》1952.01.09《我和協和醫學院》
[3]同上
[4]駱炳煌的學生。參見其撰寫的《十年》。
[5]同注[4]
[6]聶毓禪，女（1903—1997）護理教育家，護理管理專家，公共衛生護理家，被稱為中國高等護理教育第一人。
[7]1954.6.18《健康報》
[8]李宗恩的英文水平超過中文，在協和習慣於英文書寫，日記也全部用英文書寫。
[9]孫邦藻，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文學碩士南洋大學教授，英文極佳。李宗恩在協和復校期間任英文秘書，負責協和與洛氏基金會的所有聯絡事宜。後成為中華醫學會雜誌社英文版編輯。
[10]林宗揚（1922-1942），協和醫學院細菌科主任。珍珠港事件後協和關閉，在北醫工作，任流行病系教授。
[11]胡正祥（1896-1968），著名病理學家，於19世紀30年代證實了白蛉子傳染利杜氏體的途徑，發現嚴重貧血可在顱骨內板形成局灶性髓外骨髓增生，證明了一種主要由大單核細胞形成的單核細胞腫瘤，提出了病毒性肝炎的病理診斷標準，惡性淋巴瘤的形態學與預後的關係等。在國內外發表論文60餘篇，於1951年合作編寫並出版了我國第一部以國內病理資料為主體的病理學參考書。曾任中國協和醫學院病理學系主任、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1955年創辦《中華病理學雜誌》並擔任總編輯等職至1966年。「文革」中自殺。
[12]「拂盡了紅塵黑霧，還他個朗月清風」一句，摘自清人顏鼎受小令《椶拂》
附件：瑪麗·布朗·布拉克女士講話全文如下——
做為現任中華醫學會會長和一個歷史學家，我很榮幸能參加這次有二十世紀四五十代PUMC畢業生和教師以及李宗恩親屬參加的李宗恩院長紀念會。
從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李博士（醫生）的事業與中華醫學基金會密切相關。早在二十年代初，李宗恩是第一位由CMB （China Medical Board，中華醫學基金會）聘請加入PUMC的以外籍教師為主（faculty）的中國人。他因為擁有英國格拉斯哥大學醫學博士學位，且具有很好的專業背景而備受學校重視。與後來加入的幾位出色中國教員一起，他們為協和醫學院培養了第二代和第三代教師。
他早年從事傳染病特別是黑熱病研究，他對黑熱病利什曼原蟲的生活史進行了從實驗室到野外現場的深入研究，他的研究成果使1950年代黑熱病的根治成為可能。他是黑熱病研究的光輝先驅和典範。
李宗恩是一位愛國者和傑出的學院領導人。抗日戰爭爆發之初，CMB曾希望他能留在北京，以便在美國的庇護下把協和繼續辦下去，但是李宗恩謝絕了這一邀請，他決心接受聘請到西南大後方去創辦貴陽醫學院，為國家、為抗日戰爭做貢獻。
毋庸贅言，在當時條件下創辦一所醫學院有多麼艱巨，他卻在這一極其艱苦的時期為中國培養了幾千名醫生，獲得這一成功是十分艱難的。從他給CMB寫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在貴陽醫學院的這段成功經歷改變了他對PUMC的看法，重新審視了PUMC在中國醫學教育中起的作用，認為PUMC的醫學教育脫離了中國貧苦大眾的需要，應該成為中國的醫學教育的重要一部分。不過，他的這一醫學教育理念成為日後CMB聘請他擔任PUMC真正的首任中國院長的主要原因。雖然劉瑞恆是前任院長，但實際上是美國人掌權。
抗日戰爭結束後，對於PUMC究竟是否應該復校，以及能否復校，在美國和中國都存在著爭論。學校的樓里空空如也，學生和教師都離開了，政局不穩定、內戰烽火已經燃起、通貨惡性膨脹。據說美國方面聽說，一位有些重要影響的中國領導人說過，中國需要PUMC，CMB從而下決心恢復協和。關鍵是，必須選一位醫學院領導人，他既要有辦好醫學教育的能力和經驗，又要有卓越的醫學科學研究背景，CMB認為，李宗恩是理想人選。
李宗恩不負眾望。協和於1947年復校，當時的教員大部分是中國人。他重新構建了協和，保存了協和的教育理念，倡導了協和精神，維持了協和追求卓越的教育標準。在五十年代初，協和經歷了一個困難的政治過渡時間，他和他的家人都也經歷了很多磨難。
我們有幸今天在這裡緬懷他。
（選自《章詒和散文集：句句都是斷腸聲》，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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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的李宗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