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認為，抑鬱症是死亡焦慮的表現。對此我深有體會：我的抑鬱症似乎不是由任何具體事件引起的——抑鬱發作的時候，任何事件都會引起你的不良情緒。我的抑鬱症似乎是一種存在主義的抑鬱，抑鬱起來就像一個不入流的哲學家，最喜歡思考的就是宇宙、生命和萬事萬物的答案，當然是覺得這一切都不會好了。想得最多的就是死亡問題。
你要問了：既然抑鬱症是死亡焦慮的表現，那為什麼抑鬱症患者還會想要自殺？因為人活著隨時都有可能死，這種不確定感讓人無法忍受。死了就不用忍受這種焦慮感了，因為死人總不能復活吧。
當然，自殺的人畢竟是少數。更多的人則會用酗酒、吸毒或者加入某種集體主義的信仰來代替。這些方法的共同之處是能夠降低人的自我意識水平。現代人之所以痛苦，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做獨立個人，這樣我們就要面對自己必死的事實。而在古代，成為獨立的個人只是少數英雄才具有的特徵，大多數人都是集體無意識的一部分。集體是不會死的，因此如果你成為集體的一部分，那你也不會死。當然這樣做的代價就是要放棄自己的自我意識，在我看來這和死了也沒什麼區別。因此這樣做和用自殺來解決死亡焦慮也差不多，畢竟已經死了的人就不會再死了。就像某個寓言所說：不願意麵對自己的陰影，所以躲到更大的陰影中。
我看不起那些愛喝酒的人：我心情不好了要努力想各種點子來解脫，他們只要攝入一些乙醇就行了，一點創造力都沒有。至於那些信仰來世的人，我讀帕拉尼克的小說的感想就是：如果你相信死後還有另外一個世界在等著你，那麼你可能會不把這個世界當回事，把這個世界搞得一團糟來尋求救贖。
很多人喜歡拿帕斯卡賭注來說事：犧牲此世的一些樂趣來換取天堂里永恆的幸福是值得的。還有一句話是：人即使得到了世界，但是失去了生命，又有什麼意義呢？有些人覺得，為了死後上天堂，你要犧牲的無非就是一些吃喝玩樂之類層次很低的樂趣。不過按照原教旨主義者們的觀點，對知識和美的追求，創造能夠讓這個世界更美好的東西等等，也都在被犧牲之列。原教旨主義者們大肆攻擊與他們的教義不符的科學理論和文學藝術作品。他們甚至還攻擊蘋果手機，因為蘋果商標是為了紀念英國數學家艾倫·圖靈，圖靈是一位同性戀者，因為遭受當局的迫害而吃下塗了氰化物的蘋果自殺。為了死後上天堂，你願意放棄認知、審美和創造的樂趣，一輩子不學習被原教旨主義者們認為與教義不符的知識，不欣賞被原教旨主義者們認為與教義不符的文學藝術作品，不用蘋果手機和一切被原教旨主義者們認為與教義不符的商品，也不去發明創造能夠讓世界更美好但是被原教旨主義者們認為與教義不符的東西嗎？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和那些因為恐懼死亡所以拒絕活著的人又有什麼區別呢？人即使上了天堂，但是失去了自我，又有什麼意義呢？要知道，亞當和夏娃犯下的「原罪」，就是有了自我意識。你願意犧牲自我意識，去換取伊甸園中永生不死的幸福生活嗎？一個失去了自我的人，活著的時候就已經死了，追求永生又有什麼意義呢？
我並不是一概否定基督教。中國有許多原本是自由主義者的人加入了教會，他們都是出於良好的動機，比如認為基督教有利於自由民主，或者是因為教會對於公民社會建設有著重要的意義。但是與那些從小就信基督教的人相比，這些人有一個缺陷，那就是他們往往是從從理念出發，不知道該怎麼對待現實，因此很容易陷入原教旨主義。那些從小信教的人長期生活在特定的傳統和文化之中，也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知道應該怎樣對待聖經上說的東西，知道什麼時候應該與現實妥協。他們可能既是研究大爆炸的物理學家或是研究進化論的生物學家，同時還每周去教堂。德日進神父既是耶穌會士，又是北京猿人頭蓋骨的鑒定者，還提出了一種驚世駭俗的進化神學思想。他們知道怎樣把這些協調起來，不像那些原教旨基督徒一定要反對進化論。而中國那些為了自由民主而信教的人，缺乏的正是這種實踐經驗。就像劉仲敬所說的那些生活在專制國家的自由主義者一樣。在民主國家，從政的人往往是那些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熟悉政治操作，知道怎樣妥協的社區領袖，而專制國家的自由主義者都是些從理念出發，缺乏實踐經驗的知識分子，所以容易走極端。知識分子喜歡追求王怡所說的「整全性」，喜歡用幾條理論解決一切問題。所以不管怎麼強調新教倫理（在世俗領域取得成功就是榮耀神），那些自由主義者出身的基督徒還是越來越往原教旨主義的方向滑落。
中國自由主義者變成原教旨基督徒的路線圖如下：自由民主是個好東西，然而一種制度如果不想依靠暴力來推行，就要依靠大家相信才行。怎樣才能讓無知的老百姓相信呢？最簡單的就是神道設教以御萬民，也就是找上帝來加持自由民主。我不知道為什麼自由主義需要宗教的加持。我認為如果自由民主非要靠信仰才能實現，那大家直接信仰自由主義也是一樣的。讓大家都信仰基督教，並不比讓大家都信仰自由民主難度更低。不過有些人大概認為自由主義「不可靠」，很容易變成社民主義或者國家主義之類的東東，所以要靠基督教來加持。也有些人認為自由主義不可靠，所以投奔了社民，或者乾脆成了國家主義者。我覺得這其實也跟覺得生命不可靠（隨時可能死），所以乾脆自殺一樣。
中國自由主義者信了基督教之後，一開始當然主要是談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基督教有利於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什麼的。可是怎樣對待聖經中的那些與今天的宇宙觀不符的神話呢？如果選擇性地接受聖經的內容，那你為什麼要選擇接受一些東西而不是另一些東西，又會發生無數的爭論。這就像一本介紹西方哲學史的書中所說的，為什麼哲學家們那麼愛走極端？不是唯物主義就是唯心主義，不是理性主義就是經驗主義？難道就不能像我們中國人那樣，來個中庸之道嗎？問題是中庸之道帶來的爭論更多：為什麼要中庸到這個程度而不是那個程度？就像一句毛主席語錄：「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可是什麼時候應該嚴肅，什麼時候應該活潑？真要爭論起來就沒完沒了了。因此中庸之道比極端主義更加「不可靠」。在有基督教傳統的西方國家，這種問題其實是通過傳統和經驗來解決的。可是中國基督教沒有這種傳統和經驗，只有教條。而且傳統和經驗都是泥沙俱下，不具備知識分子所喜歡的「整全性」。所以，為了避免無窮無盡的爭論和對於「不可靠」的東西的焦慮感，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走極端，寧左勿右。聖經上說人是上帝造的，就要堅決反對進化論。不過他們也忽視了一點，聖經里還說過上帝讓太陽停在空中呢，難道他們也要堅決反對地球圍繞太陽轉的學說不行？
反對進化論就會帶來一個問題，那就是演化的思想不僅存在於生物學領域，也存在於社會科學領域。達爾文和自由主義者們最喜歡的亞當·斯密和哈耶克等人同屬蘇格蘭啟蒙學派，而且蘇格蘭啟蒙學派的核心觀點就是演化。自由主義者可能會反對法國啟蒙學派，但是不能反對蘇格蘭啟蒙學派。如果因為達爾文而連帶反對整個蘇格蘭啟蒙學派，他們就沒有資格再自稱為自由主義者；但是如果反對達爾文支持亞當·斯密和哈耶克，又會陷入自相矛盾、「不整全」的境地。由此，有些人開始反對整個啟蒙運動，主張回到啟蒙之前。這是他們的選擇。不過從此他們就失去了指導的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的資格。因為中國學習西方是要學習現代的西方，沒有人想讓中國變成啟蒙之前的西方的樣子。有些人連宗教改革也一起反對了，因為改革后的基督教過於個人主義，失去了原來的集體主義傳統。這樣基督教有利於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也成了一句空話。因為西方學者說基督教（他們指的是新教）有利於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恰恰是相對於天主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其他宗教而言的。如果回到宗教改革之前，那就只有不利於自由民主的天主教了。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就是這麼一步一步地滑向自由主義的反面的。
他們犯了哪些錯誤？首先就是文章開頭所說的，因為生命不可靠，所以追求死亡。生命沒有死亡可靠，文明沒有野蠻可靠，自由沒有奴役可靠，和平沒有暴力可靠，低熵狀態總是沒有高熵狀態可靠，熱寂才是最可靠的。值得追求的東西都是不可靠的。有人說不是這樣，文明總能戰勝野蠻，自由總能戰勝奴役……低熵狀態下的穩定，是「穩定於非穩態」。這就像騎自行車一樣，要想不摔倒，騎車的人需要不斷努力，不斷往系統中輸入能量才能做到。自由和文明要想長期維持下去，需要我們每個人不斷努力，不斷創新，社會不斷進化才能做到，不是通過某種簡單的方法一勞永逸就能實現的。創新和進化一旦停下來，自由和文明就會面臨崩潰。這種狀態或許不可靠，但這才是值得追求的。
其次是關於「整全性」的。我提出了一個「不可能三角」——自洽、包羅萬象和符合現實，三者不可能同時成立。一個東西可能既自洽又符合現實，但是不包羅萬象，科學理論就是這樣。一個東西也可能既包羅萬象又符合現實，但是不自洽，我們通常所說的「常識」和「經驗」大體如此。一個東西還可能既自洽又包羅萬象（也就是具有王怡所說的整全性），但是不符合現實，那就是宗教或者意識形態。哲學屬於哪種？沒有一種哲學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因此哲學並不包羅萬象。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經驗主義本身也是無法用經驗來證明的，理性主義的前提也是無法用理性來證明的，懷疑主義本身是不是值得懷疑呢？相對主義本身是不是相對的？卡爾·波普爾提到科學與批判理性主義的時候說，理性和科學的前提確實是無法用理性來證明的，但是我們也不用因此而選擇非理性，我們仍然可以選擇理性，同時對其保持批判性。這種態度或許不具有「整全性」，但在現實中是有意義的。皈依基督教的自由主義者走的卻是另一條路：理性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就找神來加持。其實這照樣不能解決問題，因為你的神也不是所有人都信。
總之，信仰宗教不一定是壞事，失去自我卻肯定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