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毛澤東：假象與真相 作者: 鍾波 
8.5、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1968年7月，「文革」初期風起雲湧的紅衛兵運動，隨著毛統區奪權任務的逐步實現和各級革命委員會的建立，進入了尾聲。而毛統區一千萬左右「停課鬧革命」或「留校鬧革命」的大、中專學生，和六六、六七、六八屆高中、初中畢業生，卻仍然作為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四處衝擊。如何安置這批為毛澤東奪權有功的學生，變成了毛澤東傷腦筋的問題。
1966年「文革」以來，生產受到很大衝擊，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10%；1968年在1967年下降的基礎上再降4.2%。整個國民經濟出現全面衰退的形勢，絕大多數的工礦和基層單位無法招收新工。同時，各類高等學校和專業技術學校也都全面陷於癱瘓，研究生、留學生的培養和選派工作也完全停頓。
兔死狗烹、棄若敝屣是毛澤東處理功臣的慣用伎倆，誤導別人更是毛澤東的拿手好戲。
1968年7月，毛澤東發出指示：「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主要是到農村中去，……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於是，在整個毛統區掀起了一陣宣傳「再教育」理論的熱潮。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以《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吃閑飯》為題，發表關於甘肅省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的報道。《人民日報》為之加的編者按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編者按認為，這是一種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風尚。希望廣大知識青年和脫離體力勞動的城鎮居民到農業生產第一線去。隨後，毛統區各地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奔赴農業生產第一線的運動。
8.5.1、千百萬城市青年走入窮途
到農村去「上山下鄉」，幾乎成了當時青年們的唯一選擇，他們失去了升學成才的機會，他們求職謀生的門路被徹底斷絕，被趕進了荒野（毛主席語錄：「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當然有合適後門的人例外，這是權力主義社會的正常現象。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也給整個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後果。整個「文革」期間，國家和企事業單位安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所支出的經費超過100億元。在許多地區，由於安置人員過多，超過了農民的負擔能力，出現了與農民爭土地、爭口糧、爭工分的情況。這損害了農民的利益，程度不同地引起了農民的不滿。對於大多數下鄉知青來說，由於生產上不能自給，生活上無法自理，加上有些地區對知青實行同工不同酬的「土政策」，多數知青在生活上還要靠家裡補貼，給家長帶來了很大的負擔和壓力。
福建省莆田縣的小學教員李慶霖，兒子李良模初中畢業以後，1969年走向了毛澤東安排的上山下鄉窮困路，窮得無錢看病，沒有錢理髮，生活中的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裡支持，這就夠痛苦的了，另一個孩子面臨重蹈覆轍的命運。1972年12月22日，不堪生活重壓的李慶霖，冒死寫信給毛澤東，反映他的孩子在農村所遇到的生產和生活方面的困難：
【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是個一九六八年的初中畢業生。一九六九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區——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戶務農。
在孩子上山下鄉後的頭十一個月里，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費是由國家發給的（每個月八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下飯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長掏腰包外，這個生活待遇在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
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後，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裡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濕雜稻穀兩百來斤，外加兩三百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就別無他糧了。那兩百來斤的濕雜稻穀，經晒乾揚凈後，只能有一百多斤。這麼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候，更是會吃飯的。
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線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去再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制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於今，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裡支持。說來見笑，他風裡來，雨里去辛勤種地，頭髮長了，連個理髮的錢都掙不到。此外，他從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直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上困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
毛主席：您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完全擁護；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區去務農，我沒意見。可是，當孩子上山下鄉後的口糧問題，住房問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
現在，如上述的許多實際困難問題，有關單位都不去過問，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這當家長的自行解決，這怎麼行呀？有朝一日，當我見閻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後，那他將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個孩子又將在初中畢業了，如果過不了明春的升學關，是否再打發他去上山下鄉呢？前車可鑒，我真不敢去想它！
李慶霖的信中，還提到在知青中招工、招生、招干時任人唯親的不正之風問題。
李慶霖在這封信的末尾說：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艱難窘境中，只好大膽地冒昧寫信來北京「告御狀」了，真是不該之至！】
知青家長李慶霖給毛澤東的信件，給我們留下了插隊落戶知青困頓生活絕對真實的、珍貴的歷史資料。
由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本身是與現代社會背道而馳的瞎胡鬧，所以無論採取什麼措施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除非不搞上山下鄉。隨著一批批新畢業的學生不斷地湧入農村，漸漸到了積重難返的程度。積重難返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回城風」的強勁衝擊下，只能繼續靠行政命令維持著。而在人們心目中，實際已歸於破產。
8.5.2、兵團知青的災難
兵團知青別有一番災難。在兵團的知青，物質生活沒有插隊知青那麼困頓，但是精神生活的環境則更加惡劣，有更多的知青被毆打、被強姦，死於人為的災難和大自然的災難。
國務院知青辦簡報第十一期有如下內容：
【1、拷打批鬥：
雲南兵團不完全統計：吊打知青六十九起，僅一師批鬥知青七百二十七人。有的知青被吊起來活活打死……
2、姦汙女知青（不完全統計）
黑龍江兵團：三百六十五起。內蒙古兵團：二百四十七起。雲南兵團：一百三十九起。廣州兵團：一百九十三起，其中師級幹部二人，團級幹部三十八人。
3、工傷事故：
黑龍江兵團：死亡五百五十三人。一九七O年八月，三名上海知青到兵團第三天，在沒有進行過任何安全生產常識教育的情況下，派他們排除啞炮，全部炸死。一九七O年第三十九團打荒火，燒死二十一名知青。
內蒙古兵團：事故九百二十八起，造成一百二十六人死亡，傷七百五十六人。三十四團二連派人打草翻船，一次淹死九名知青。一九七二年五月，四十三團四連在一次草原失火中，燒死知青六十九人。
廣州兵團：死亡二百一十人。
雲南兵團：死亡二百九十七人。
新疆兵團：一九六九年來，僅自殺事件就達一百三十四起。……
4、管理粗暴：
內蒙古兵團二十六團八連連長在大會上公開說：這裡過去是勞改農場，他們是大勞改，你們是二勞改。
雲南兵團二團有的連隊規定：病假一天扣三角四分。開會不發言，記曠工一天。晚上不參加學習，罰款七元。偷一根甘蔗，罰二十元。
江蘇兵團規定：大小便超過二十分鐘，扣半天工資。
……】
8.6、荒唐的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寫給林彪一封信。信中的主要內容有：「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同樣，工人以工為主，…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公社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同月15日，中共中央轉發了這封信，予以高度評價，認為：「毛澤東同志給林彪同志的信，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獻。」毛澤東的這封信就是名動神州、荒唐透頂的《五·七指示》。
8.6.1、倒行逆施的五七幹校運動
1966年5月，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一般人大多捲入狂熱的造反浪潮，無暇顧及貫徹毛澤東的《五·七指示》。到1968年，無限忠於毛澤東的各級革命委員會逐步建立，奪權鬥爭告一段落，「文革」轉入了所謂的「斗、批、改」階段。於是，對「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提到了議事日程之上。1968年5月7日，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組織大批機關幹部和「走資派」，到安慶縣柳河勞動改造。他們在那裡辦了所農場定名為「五·七幹校」。5個月後，柳河「五·七幹校」總結出一套辦校「經驗」。他們的「經驗」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他特意為之做出批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荒唐透頂的《五·七指示》，從此徹底變成禍國殃民的《五·七指示》和「五·七幹校」，副產品是鋪滿荊棘的「五七道路」和有苦難言的「五七戰士」。
1999年9月18日被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的23位受獎人之一的錢三強，原子彈研究的技術總負責人、總設計師錢三強，被外國人稱之為中國的核彈之父的著名科學家錢三強，以接近六十歲的年齡，從1969年10月到1972年4月，在陝西郃陽五七幹校被監督從事原始農業體力勞動。中國科學院1969年5月在湖北省潛山縣建立「五七幹校」。大批科技人員和幹部紛紛「下放」，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在1969年底至1970年初的高峰時期，中科院有2400多人在該地參加原始農業體力勞動。
在五·七幹校中，有文化的人全部斯文掃地，無論是大作家巴金、大學者錢鍾書，還是老革命汪道涵。其實他們還不算最慘的，據我閱讀到的材料來看，活下來的人當中最慘的應該屬於清華大學的胡蘭芝，一家三口（自己、丈夫、兒子），在1958年放衛星記者的筆下曾經消滅了血吸蟲的江西省余江縣的下游，鄱陽湖邊上的鯉魚洲，全部得到了血吸蟲病。
眾多被逼死在五七幹校的人，比如著名電影導演顧而已、詩人聞捷，其悲、其痛、其慘，活下來的人們自然難於與他們相提並論。
我沒有查到整個毛統區有多少倒行逆施、禍害人間的「五·七幹校」，我只知道廣東省建立「五·七幹校」313所，下放幹部16萬多人。
8.7、毛澤東思想壓倒愛因斯坦和相對論
在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科學領域、哲學領域當然也概莫能外。在網上流傳的文章——《毛澤東：五千年文明史上最偉大的領袖》中，有如下吹捧毛澤東的內容：「他的哲學思想，讓科學家、哲學家感嘆弗如。」事實如何呢？且看一段荒唐搞笑的歷史——毛澤東思想壓倒愛因斯坦和相對論。
在學問不受尊重的毛澤東統治區，在淺薄的毛澤東思想奴役下，偉大的愛因斯坦受到了荒唐搞笑的有組織的批判。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胡大年著《愛因斯坦在中國》書中，對此有篇幅較大、比較完整的講述，我只摘要幾點歷史，讀者即可管中窺豹了。
1968年3月，一個名為「『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資產階級反動觀點』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在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學習班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批判相對論，革相對論的命」。
1969年10月，中科院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寫成了一篇文章《相對論批判》。該文斷言：「圍繞相對論的爭論，已經遠遠超出了一般學術討論的範圍，始終充滿了兩種宇宙觀的搏鬥，同政治鬥爭的聯繫極為密切。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以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徹底批判相對論的哲學謬誤，重新審查它的物理內容，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
1969年10月，中科院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寫成的《相對論批判》修改稿印發整個中國共產黨勢力範圍，企圖在整個毛澤東統治區掀起針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大批判，使得渺小的毛澤東思想企圖壓倒偉大的愛因斯坦哲學思想、科學思想的荒唐鬧劇進一步現世。
1970年4月3日，陳伯達在北京大學召開會議，再次鼓動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進行批判。他要求專業科學工作者向中小學的「革命小將」學習，堅持讓中小學生也參與批判相對論；並進而提出要採用召開萬人大會的批判形式。
1969年，張春橋、姚文元為了與陳伯達競爭，指使在上海的親信積極開展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批判。7月，在復旦大學成立一個寫作班子，名為「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寫作組」。這一組織聽命於上海市革委會。10月初，姚文元把上海市革委會寫作組組長朱永嘉召到北京，策劃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進一步批判。宣稱「不把相對論之類的反動理論打倒，什麼新科學、新技術都是建立不起來的」。
1972年9月，題為《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批判文章獲得了姚文元的批准。
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批判，到毛澤東死亡之時還在進行。
毛澤東對於愛因斯坦和相對論是啥態度？我一直找不到直接的資料。但是，從毛澤東的三大文筆寵兒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1969年秋天起競相用毛澤東思想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行動，以及毛統區長期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批判，其實已經不難推測毛澤東對於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態度了——用毛澤東思想壓倒愛因斯坦和相對論。在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資產階級反動觀點』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正式成立「相對論批判辦公室」，用膚淺的毛澤東思想批判深奧的相對論，並且出版批判相對論的期刊，甚至要安排讓中小學生也參與批判一般科學家都難以窺其堂奧的相對論，甚至要採用召開萬人大會的批判形式批判相對論，這就是誤人的導師毛澤東的哲學思想的具體表現。
毛澤東的奴才們長期消耗大量民脂民膏，企圖用渺小、庸俗、功利的毛澤東思想來壓倒愛因斯坦偉大的哲學思想、科學思想，說起來真是蚍蜉撼樹的搞笑鬧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