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 作者: 胡平 
七、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
正如法國學者福瑞（Francois Furet）在《一個幻象的消亡》（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里所言，像文革這種「革命中的革命」（a revolution within the revolution，用林彪的話叫「革革過命的人的命」），像這種「摧毀他們仍是其領袖的黨」，斯大林在大清洗里就搞過。嚴格地講，說斯大林發動大清洗和毛澤東發動文革是「摧毀他們仍是其領袖的黨」是不準確的。因為在當年，黨是被領袖所代表的。這是列寧主義政黨的一個基本特點，如馬雅科夫斯基在長詩《列寧》中所說：
黨和列寧
是一對孿生的弟兄。
在歷史母親看來，
誰個更為可貴？
當我們說到列寧，
我們指的是黨；
當我們說到黨，
我們指的是列寧。
整個運動都是以領袖的名義、因而也就是以黨的名義進行的。在整個運動期間，黨和領袖一樣都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儘管有大量黨的機關和黨的官員遭到清洗，但那都不是以反對黨的名義，而是以保衛黨的名義進行的；被清洗者都被指控犯有「反黨」的罪行（所謂三反分子，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另外，軍隊的黨組織基本上未受到衝擊。我們知道，1968年秋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復黨的組織活動的批示》，毛進而提出「吐故納新」，黨組織廣泛吸收新黨員，並把大批新人提拔到領導崗位。由此可見，文革與其說是摧毀黨，不如準確地說是整頓黨，是對黨的大換血，使黨成為偉大領袖的更加得心應手的工具。
不妨再談談斯大林的大清洗。斯洛維尼亞學者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Zizek）在他的《有人說過集權主義嗎？》（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一書中引用了蓋迪與納莫夫（J.Arch Getty，Oleg.V Naumov）在他們合著的《通向恐怖之路》（The Road to Terror）里的一段話。作者說：「在1933年和1935年，斯大林和政治局聯合各級幹部的中堅份子篩選或清洗無助的普通黨員。然後，地區領袖們利用那些清洗來鞏固他們的機器和開除『不合時宜的』人們。反過來，這產生了1936年的另一次力量組合，在這次組合中，斯大林和莫斯科的幹部站在了普通黨員一邊，他們抱怨受到了地區中堅份子的鎮壓。1937年，斯大林公開動員全體『黨員群眾』反對幹部；這為大恐怖者摧毀中堅份子的行動提供了重要力量。但是，1938年，政治局改變了力量組合併加強了地區幹部的權力，作為其試圖在恐怖期間恢復黨內秩序的努力的一部分。」
斯拉沃熱·齊澤克寫道：「當斯大林採取冒險行動時，局面一發而不可收拾。他直接求助於低層普通黨員，鼓勵他們說出他們對地方黨領導獨裁統治的抱怨——由於他們對政權的憤怒無法直接表達出來，便更加猛烈地向個人化了的替代目標爆發出來。由於上層幹部在清洗中同時掌握著行政權力，便導致了自毀式的惡性循環，實際上每個人都受到了威脅（82個地區黨委書記中，79個被槍斃了）。」齊澤克指出：斯大林直接對廣大黨員講話，採納他們反對官僚主義的態度的策略是非常冒險的。因為正如蓋迪和納莫夫所說：「這不僅威脅到將上層政治公開交於公眾審查，而且還冒著使整個布爾什維克政權名譽掃地的風險，斯大林本人就是該政權的一個部分……最後，在1937年，斯大林破壞了遊戲的所有規則——實際上是徹底毀掉了遊戲，發動了一次群眾斗群眾的恐怖行動。」
按照上面的敘述，斯大林的大清洗運動實際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聯合各級幹部打壓普通黨員，其次是支持普通黨員反對各級幹部，最後是重新加強地區幹部的權力，恢復黨內秩序。這裡的第二階段不是和文革中的造反運動有幾分相似嗎？正是這第二階段，「為大恐怖者摧毀中堅份子的行動提供了重要力量」。這就如同文革中毛的「炮打司令部」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打倒一大批老革命提供了重要力量。
在《古拉格群島》里，索爾仁尼琴講到斯大林的肅反運動（即大清洗）時也聯想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無獨有偶，這兩件事都是發生在共產黨掌權後十七年（斯大林的大清洗開始於1934年，距十月革命的1917年恰恰也是十七年）。索爾仁尼琴說：「我們大可懷疑這裡有歷史的規律性」。斯大林搞大清洗也打出「擴大民主」的旗號。按照著名的蘇聯問題專家阿·阿夫托爾哈諾夫在《權力學》里的描寫：「在報刊上掀起一場『揭發和剷除人民敵人』的大運動。《真理報》和地方黨報黨刊所發表的三分之二的材料是談『揭發和剷除人民的敵人』的。在每個黨員，每個『非黨布爾什維克』展開『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標誌下，要求對『人民的敵人』提供揭發性材料。『即使批評只包含百分之五到十的真情，這樣的批評也是我們所需要的』——為了鼓起人數眾多的告密者大軍的精神，通過口頭和書面的宣傳一再重複斯大林的這一著名要求。從『揭發人民的敵人』和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角度來說，所有的機關、工廠、礦場、鐵路和水路、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各類學校、藝術界、文化界、科學界都牽涉到了。……黨員與黨員，黨委與黨委，州與州，共和國與共和國在揭發人民的敵人方面展開了競賽。……告密具有瘟疫的性質和斯達漢諾夫運動時的規模。告密督促著所有的人，兄弟告發兄弟，兒子告發老子，妻子告發丈夫，所有的人告發一個人，一個人告發所有的人。……如果說在首都事情還是按照特徵表發展的，在地方上告密狂則發展成了告密混戰。」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是：毛澤東搞文革是靠群眾，斯大林搞大清洗是靠秘密警察。其實不盡然。斯大林搞大清洗也是要靠群眾的，靠群眾——普通黨員和非黨布爾什維克即革命群眾——的揭發批判。其實稍微想想就會明白，如果不是發動群眾大舉揭發，如果單單靠斯大林和內務部，怎麼可能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裡就清洗掉那麼多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軍領導人呢？大清洗與文革的區別之一在於，在蘇聯的大清洗中，內務部擁有非常權力，可以逮捕任何地方上的黨的官員，群眾對他們認定的「人民的敵人」沒有直接處置權；而在中國的文革中，群眾組織自己常常就可以把他們認定的走資派等拉下馬，奪權或關入自設的牛棚以及諸如此類。
大清洗對蘇共精英造成空前的災難。蘇共十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70%被槍決；列寧在其政治遺囑中提到的六名領導人（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達可夫），除斯大林本人外，全都死於非命；老布爾什維克幾乎被消滅乾淨；與此同時，斯大林提拔了五十多萬（！）年輕黨員擔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以填補老革命被清洗後留下的空缺，他們基本上都是在列寧逝世（1924年）後才入的黨（如索爾仁尼琴所說「斯大林正在選拔更順手的人」）。就這樣，蘇聯共產黨成了斯大林的黨。中國的文革與此類似，中共八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有70%被打倒或靠邊站，只是大部分人沒有被肉體消滅。通過文革，毛澤東把四人幫等一大批新人安排進各級領導崗位，使得共產黨成為他自己更加得心應手的工具。但是也正像索爾仁尼琴指出的那樣：在蘇共二十大之後，「今天正在製造著新的神話。凡是反映三七年的小說，或者提到三七年的文章，必定是敘述共產黨領導幹部的悲劇。眾口鑠金，我們也不由得跟著以為三七、三八年監獄被關進去的全是共產黨大人物，好像此外沒有別人。但是當時被抓起來的幾百萬人當中，黨和國家的大官們怎麼也超不過十分之一。甚至在列寧格勒排隊探監送牢飯的，多半也是象賣牛奶的女人那樣的普通婦女。」中國的文革也是如此。現在許多人一提起文革浩劫，以為那只是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的災難，有人甚至還以為文革給普通老百姓帶來了這樣或那樣的好處，甚至把毛澤東還看成普通老百姓的大恩人。實際上在文革中遭受苦難的絕大多數都是普通老百姓。
主張「兩個文革」和「人民文革」的人不妨想一想：如果有兩個文革，是不是也有兩個大清洗呢？一個官方的大清洗，一個人民的大清洗。在蘇聯的大清洗中，難道沒有人趁機揭發和剷除那些真正的人民的敵人嗎？在被打倒被處決的蘇共官員中，難道就都是好人？難道就沒有很多壞蛋，就沒有大大小小的斯大林分子嗎？再說，狡詐的暴君總是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歸於別人。當暴君意識到自己的某些決策引起廣泛的民怨，他就會把一些忠實執行自己決策的下屬推出去作替罪羊，例如先後主持大清洗的內務部長雅戈達和葉若夫就都是斯大林親自下令撤職並處死的。我們能不能由此便得出大清洗具有某種人民性的結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