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民主中國 作者: 徐友漁 
蔡楚君囑託我為他的新作做序，我把他的詩文集讀了兩遍，閱讀間不斷生出感慨，不斷回憶起我兩人初次見面的情景。
那是45年前的事。1972年，我從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調回城工作，分配在成都軸承廠鍛工車間，我乾的活是鍛工的第一道工序——下料，給我們運料的是一幫臨時工，他們可能是全廠唯一一群在身份等級上比鍛工還低的人。運料工中有一人身材長相都頗為出眾，休息時說話滔滔不絕、旁若無人。他可能已經對我略有所知，見面打個招呼就長聊起來，話題多半是文學藝術，還有人生命運，他說話毫無忌憚，甚至涉及到自己的感情生活，失戀的經歷。
我當時沒有問他的姓名，我想，他那時還沒有「蔡楚」這個的筆名。他給我的印象深刻，以至於30年之後一位友人一講起曾在成都軸承廠當過搬運工，現為獨立中文筆會負責人之一的蔡楚，我立即把他與我的舊交對上了號。當時我已經在北京工作，他則定居美國。我們別後第一次見面是2015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學。
1972年，當時蔡楚君和我都還在底層掙扎。他工裝破舊，塵垢滿面，但笑容燦爛、器宇不凡，我當時就斷定；此人絕非等閑之輩。
在四川，在成都，在我的生活圈子之內，有不少人都是這樣，身份低微，生活清苦，但志存高遠，在看起來毫無希望的時代頑強地生長、頑強地奮鬥，我們的生命像野草。
蔡楚是眾多野草中遭到專制巨輪碾壓幾乎粉碎的小草，他因為所謂的「家庭出身問題」而不能升入高中學習，甚至連當一個正規的體力勞動者都不可能。他的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當成反革命遭到批鬥，在鬥爭會上被毒打致死；他的母親在與人閑聊時涉及政治，被人告發，為了避免被鬥爭和凌辱，憤而自盡。他從少年時代起就承擔起照顧弟弟妹妹的責任，兄妹五人相依為命。「斷瓦頹垣破床敗絮，食不糊口衣不敝體」。在文革的浪潮席捲中國大地時，千千萬萬的中國人——不論是不甘淪落之輩還是純粹無辜——都遭遇橫禍，蔡楚也險遭滅頂之災，他因為寫詩和參加地下文學活動而被批鬥和關押，最後由於應對得當和僥倖才免於被捕判刑。
在大陸專制社會條件下，蔡楚只能在最底層的泥淖中打滾，他當過16年的臨時工，除了我目睹的搬運工，還當過石工、泥工，拉過架子車，蹬過三輪車，等等，但是，他並不自甘卑微和沉淪，他「多了一點野性，常自喻為一朵野花」，這朵野花開放得也許並不絢麗奪目、芳香撲鼻，但其強韌不屈卻引人注目，請看蔡楚本人寫下的詩句，它把對於人世滄桑、宇宙浩渺的慨嘆與自強不息的壯志天衣無縫地結合在一起；
自己的歌
象一隻深秋的蟋蟀，
哼唱著世紀的沒落；
象一條未涸的小溪，
從最後的荒灘上流過。
或者是逆風的帆船，
在尋找喘氣的停泊。
或者是綻開的花朵，
何日有溫柔的風來撫摸？
我寂寂地唱起，
唱起自己熟悉的歌：
生命是多麼短促，
人世又多麼坎坷……
蹉跎，絕滅的蹉跎，
要向茫茫的太空中去追索！
我希望借來銀河，
去熄滅那照耀的天火！
如果說，蔡楚是一棵碾不碎、壓彎了又立起來的小草，那麼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屬於一大片頑強生長、相互支撐的野草，他們的存在，他們的聲音，譜寫了當代中國民間詩歌史或民間文學史的不朽篇章。
在上世紀60年代，在成都的民間詩人鄧墾、陳墨等人的周圍，聚集了一批生活在底層但是有文學藝術追求的詩人，他們在政治高壓和生活困頓的條件下寫出在精神上追求自由和獨立、狂放不羈、直抒胸臆的詩篇，並且定期聚會，相互切磋、鼓勵。這個群體逐漸發展成為成都野草文學社，在上世紀70年代還自編民間刊物《野草》。野草的女詩人無慧說過：「在那個講階級、論出身的年代，我們實實在在是生長在田邊地頭、牆角石縫的野草，任憑風吹雨打，備受車輾人踏。」
《野草》由陳墨任主編，由萬壹、鄧墾、徐坯、馮里等任編輯，組成編輯部，油印完成之後除了分發給同仁，還張貼在成都的鬧市街頭。陳墨說：「《野草》不僅固化了詩友間的相互影響，也使探索成為凝聚力；而想在新詩史上獨樹壹幟的派別理想，也得以初步嘗試——那就是卑賤者不屈不撓的野性，我們當然以此而自豪，並認定這便是我們人生價值之所在。」鄧墾說：「這土地，這人世，不平事太多。我們的最大不平，就是不慣於喉嚨被鎖著鏈子，我們的喉頭在痛苦地發癢。因此，我們唱出了這集子。」他在風雨如晦的文革高潮中寫出了《在那個陰暗多雨的季節》：
妳的歌難道只僅僅是秋雁呼喚的長空，
夜半冷月下的流螢徘徊在荒冢？
妳的歌難道只僅僅是神往於一個桃色的夢？
白雲深山裡幾聲清淡的清淡的暮鍾？
不，我相信人們將真實地評價妳，
正如落葉最懂得秋天，寒梅不欺騙春風，
當他們提起，在那個陰暗多雨的季節，
血，是多麼紅，心，是多麼沈重。
野草的詩與歌，是他們生命的吶喊，這種聲音最為真實，不但對野草們的個體生命如此，對於那個時代也是如此。黑夜就是黑夜，壓迫就是壓迫，飢餓就是飢餓，鮮血就是鮮血。野草們的身份、地位、遭遇，決定了他們看到什麼就說什麼，詩文中所表達的，就是自己感受到的。而中國的大多數詩人，總是不能或不敢直面殘酷的現實，且不說與《野草》同時代的《雷鋒之歌》和《青紗帳——甘蔗林》——他們轟動一時，傳頌一時，是貨真價實的頌歌，毛澤東思想的頌歌，但在真正的文學史上被棄之如敝履。就拿民間詩人膾炙人口的篇什來說，基本上也經不起歷史浪潮的沖洗，因為，那些詩作者對於他們身處其中的時代的本質——壓迫、專政、家破人亡、走投無路等等，並無感同身受。他們如同醫學上的安慰劑，最多能起到撫慰和心理緩解的作用。
讓我們來比較一下兩首詩。第一首是食指的《相信未來》：
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
當灰燼的余煙嘆息著貧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當我的紫葡萄化為深秋的露水
當我的鮮花依偎在別人的情懷
我依然固執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涼的大地上寫下：相信未來
這是投入文革的紅衛兵一代的代表作，有失望、不滿、哀愁，但文革小將曾經叱吒風雲的餘熱或者餘威，給了他們放眼未來的信心。細究起來，它的感情是矯飾的，正應了辛棄疾的話：「少年不知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
再來看蔡楚的詩《我守著》
我守著無邊的曠野，
我守著亘古的冷月；
告訴我有什麼地方？
我守著固我的殘缺。
我守著紛紛的落葉，
我守著深秋的蕭瑟；
告訴我、春歸何處？
我守著冬日的寒徹。
我守著，熱望象泡沫似破滅，
我守著華夏的墨色……
讀這首詩，我心中沒有產生淺玫瑰色的溫暖的意象，只有寒意，只有絕望，沒有希望。我想起了歐陽修的「詩窮而後工」，想起了太史公的「此皆發憤之所為作也」。
野草與荊棘相伴，與大地相連，與桂冠無緣，但它們是生命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世間的繁華會消失，而頑強生長的是野草。
我們的詩歌是野草，我們的生命像野草。
徐友漁2017年11月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