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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河南這個村,中國大多數劇組都得停擺

  大多數時候,燈光師郭壯飛都身處一個明亮的世界。

  比起現實世界,燈光下那些精心搭建的世界如夢如幻:雪白的牆壁和桌椅、泛著銀光的地球儀、米黃色的窗帘或是大幅的油畫。進入這個世界之前,所有人都要戴上鞋套。這些畫面最終會呈現在大大小小的屏幕上,撥動著億萬觀眾的神經。

  郭壯飛是這個新世界的造光者。他熟練地安排助理把幾座三四米高的燈立在攝影棚一角,刺眼的白色光線透過高大的黑色幕布,柔軟地落在另一頭的美麗新世界。幾個人舉起白色的泡沫板和黑色的遮光布,用光線把那個世界團團圍住。

  在片場,郭壯飛流利地在普通話和河南話之間來迴轉換。燈光組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河南老鄉,他們來自同一個縣,同一個鎮,甚至同一個村。在中國其他影視劇或廣告的拍攝現場,成千上萬個他的同鄉,都曾經或正在把手中的光變幻出各種形態,投向一個個面龐。

  

如果沒有河南這個村,中國大多數劇組都得停擺

  業內一個無從證實的估計數字是,中國有七成左右的燈光師來自河南省鄢陵縣,並主要集中在縣城以南17公裡外的張橋鎮張北村。在影視行業,這個中原地區再普通不過的村莊被稱為「燈光村」,源源不斷地對外輸送著光。

  一

  郭壯飛今年26歲,進入燈光行業已將近10年。他的名字曾出現在張藝謀和陳凱歌導演電影的字幕上,也曾出現在好萊塢頂級燈光師的名字旁。大多數時候,這個名字都跟影視文化產品的製作過程緊密相連,而很少有機會跟自己最初的身份——農民——聯繫在一起。

  其實,老家在張橋鎮的郭壯飛算不上真正的農民。張橋鎮人多地少,種地不掙錢,他的父母很早就買了輛貨車,常年在外拉貨。他被送到張北村的外婆家照看。上個世紀90年代的張北村,已經遍地都是燈光師傅了。

  郭壯飛至今還記得那些人回村時的風光勁兒。他們穿著鮮艷的衝鋒衣走在村裡的土路上,兜里裝著瑞士軍刀或進口打火機,給孩子帶回成箱的鈣奶飲料,給老人帶回熱帶的芒果和椰子,給女人帶回薰衣草味的香水。還有很多都是村裡人從沒吃過、見過、玩過的東西。

  那時,他羨慕那些家裡最早買了插卡遊戲機的同學,每天下了課都要去玩一種叫「超級瑪麗」的遊戲。家裡的老人有時會指著電視里的字幕嚷:「這就是村裡那誰嘛!」伴著「那誰」名字的畫面,有時是飛檐走壁的李連杰,有時是咋咋呼呼的「小燕子」。

  省親者里最風光的要數邢建偉了。年輕時的他一頭長發,白T恤,牛仔褲,脖子上系著一條印花的方巾。方巾不光時髦,還很實用,武打片的劇組經常會放一些煙霧營造氣氛,需要及時捂住口鼻。今年46歲的他算是張橋村第一個從事燈光行業的人。

  這個如今體量龐大的行業始於一次偶然。據張北村村支書曹群嶺介紹,村裡人均耕地不足1畝,上世紀90年代初,不少人開始出去打工。不到20歲的邢建偉初中沒念完,就背上被褥跟幾個老鄉擠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整列火車滿滿當當,許多人在桌子上、座椅下,甚至行李架上熬過了十幾個小時。

  下了火車,他就坐著公交到了如今北四環附近一家小飯館,洗碗、端菜。飯館是鐵皮蓋的,晚上睡覺,三四個夥計把幾張桌子一併,往上一躺,冬天的風吹得房門咔咔響。那時四環路還沒修,放眼一片荒涼,首都看起來並不比老家繁華,但他每個月能掙到150元錢。

  過了幾個月,有個在部隊工作的老鄉給他介紹了個群眾演員的活兒。「錢多,一天20多元,管吃不管住。」這個剛離開農村不久的年輕人,開始在各種武打戲中扮演小兵或者太監,一切動作都聽「群頭」的號令,「就是來回跑,說打就往前沖,說死就躺下裝死。」

  那時國內影視劇的製作主要由北京電影製片廠等幾大製片廠承擔,劇組的外地人不多。有人看邢建偉「怪聽話的」,就叫他去幫忙搬道具,工錢也漲到了30元一天。燈光組缺人,他又去做了燈光助理。燈光組的層級自下而上分別是小助理、大助理和燈光師,圈裡習慣把燈光師稱為「老大」。

  邢建偉從小助理干起,每天搬燈、拉線,「不惜力」,沒多久成了大助理。四五年後,他就當上了「老大」,工資也從一天30元漲到了200多元。

  他把家裡的草房換成了瓦房,牆壁刷得雪白,還掛上了彩色燈泡。每個提著煙酒上門的人總要先讚歎一番,隨後才小心翼翼地向他打聽,能否把自己或親戚也「往出帶帶」。

  這個蓬勃發展的行業也正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近30年來,張橋鎮的燈光師從一個變成上萬個。以至於在影視產業繁榮的浙江橫店,用河南話吆喝一聲,就能輕易從臨近劇組借到需要的燈光器材。

  這些年,邢建偉剪短了頭髮,燙成小卷堆在頭頂,說話時習慣夾著煙,語調不緊不慢。在老家吃飯,幾乎從不需要他來付賬。

  90后的郭壯飛原本不願意干這行,覺得奔波。他高中沒念完就入了伍,在部隊學過會計,退役后在石家莊一家物流公司干過半年出納。後來公司倒了,他還是想找一份相關的工作,覺得「那才是上班」。後來實在找不著,還是入了行,成了鄢陵燈光師中的一員。

  二

  郭壯飛也是從小助理干起。行業里的人都換了幾茬,這條規矩一直沒變。

  助理乾的就是體力活。拍一場戲至少需要幾十個燈,能裝滿一個小貨車,助理的工作就是把燈搬上搬下,按「老大」的要求挪動位置。最大的燈有水缸大小,近百斤重,郭壯飛的肩膀經常被磨得脫皮流血,一邊受傷了就換另一邊接著扛。一天下來經常只睡三四個小時,天不亮就要出門。

  41歲的滕廣輝是領他入行的師父。滕廣輝做助理時,劇組有次在北京租了一棟酒店作為場景,一天租金就要10萬元,為了趕進度連續拍了72個小時。他去車上拿膠片,累得連過馬路都閉著眼睛,東西掉了都不知道。

  郭壯飛的「微信運動」頁面里,步數排名靠前的都是他的燈光師老鄉,有人走了幾萬步,可能活動範圍都沒超過幾十平方米的攝影棚。「你看,這些都是。」他的手指不停地滑動屏幕。

  「說白了就是民工。」邢建偉說,就連發工資的方式都跟民工類似——片方把錢統一付給燈光師,燈光師跟助理們協商好后就把錢發給他們,「老大就是包工頭。」

  在很多人看來,這份工作比真正在建築工地上幹活的民工強多了。邢建偉的連襟孫高勇在工地上干過幾年,日晒雨淋,最後一分錢也沒攢下。後來他也入了行,成了一家電視台一位紀錄片導演的固定團隊成員,經常出國拍攝。

  作為一門手藝,燈光這一行有著明顯的進階路徑,還沿襲著傳統的師徒制。沒有專門的培訓,很多布置燈光的技巧都是在現場學會的。師徒之間還存有禮節,邢建偉最早的師父是北京電影製片廠的燈光師,有次下大雨,他和另外幾位助理沒能及時趕到片場,被師父罰站了半小時,早飯都沒讓吃。那時他們的工錢還是直接去廠里的財務處領。

  市場的浪潮動搖了這些規矩。上世紀90年代,許多港台團隊進入內地市場,出現了很多合拍片。那時的燈光組分為「港方」和「中方」,前者的助理一天薪酬800元,後者只有40元。邢建偉開始跟著「港方」學打光。電影《太極張三丰》在盧溝橋拍攝時,他就在現場。邢建偉曾經在村裡的露天幕布上見過李連杰,但從沒想過,有一天自己會離這位功夫明星只有幾米遠。

  

如果沒有河南這個村,中國大多數劇組都得停擺

  1996年,師父因身體原因無法繼續工作,邢建偉第一次有機會自己當了老大。老一輩燈光師謝幕的同時,影視行業也在迅速集團化、商業化,北京電影製片廠的產量逐年下滑。燈光師也正式進入了「河南人時代」。

  當了老大就意味著不用再干體力活了,收入也更高。起初,邢建偉激動得睡不著覺,每天晚上花兩三個小時畫出每場戲的燈點陣圖。助理都是他的老鄉,比起師徒,他們之間更像是哥們兒和雇傭關係。

  脫離了集體的燈光師需要找到各自穩定的團隊。為了拉近跟助理的關係,邢建偉經常在收工之後請他們吃飯、喝酒,聊老家那條從5米擴寬到幾十米的長街,聊街邊消失的供銷社,還有新開的「紅蘋果生活廣場」。也有人喝多了就開始用粵語模仿香港來的導演:「搞快點!」或者抱怨導演自己吃了漢堡,卻不給工作人員按時發放盒飯。

  這個行業更像是一個江湖,沒有明面上的規則,有的是雜糅了情義和利益的「規矩」。 通常來講,小助理、大助理會長期跟定一個團隊,形成穩定的圈子,直到自己成為老大。之前有片方欠了邢建偉20多萬元酬勞,他就自掏腰包給助理髮了工資,「不能虧欠弟兄們」。

  三

  在燈光行業,高中畢業算是比較高的學歷水平了。很多人在接受採訪時聊著聊著,總會嘆口氣,要麼感嘆「當年太窮了」,要麼懊悔自己「沒文化」。

  踏上北上的火車時,邢建偉一句普通話都不會說。孫高勇曾經在片場很少開口說話,怕別人聽出自己是外地人。如今,他們在電話里跟人溝通業務,會不自覺地帶著京腔,甚至會說幾句粵語。

  郭壯飛算是燈光師里最早開始學英語的。幾年前他參與拍攝陳凱歌導演的《道士下山》,頭一次跟外國人合作,光是準備幾句打招呼的話,就緊張地練了好久。有一天他看到翻譯整理了一份中英文對照的燈光器材單,就用手機拍下來,每次休息時,旁邊的人在打遊戲,他就一遍遍地背那七八頁紙。有的發音不確定,他就在片場等著聽國外燈光師的發音,然後暗暗模仿。

  拍攝持續了9個月,在最後幾個月,郭壯飛跟外國同行的交流幾乎不需要通過翻譯來進行。

  後來,有的國外燈光師來中國拍戲會直接聯繫他。這些人中有不少是世界頂級燈光師,拍過《魔戒》《金剛》和《霍比特人》。前幾年,他又憑藉語言優勢獲得了參與拍攝張藝謀導演的《長城》的機會。這時他的月薪已經能達到9萬元。

  郭壯飛知道,在很多老鄉眼裡,「做燈光就是個賺錢的手段」。他曾經也那樣以為,而且事實證明,只要踏實肯干,這個目標不難實現。他想起剛入行時,吃完飯跟兄弟們走在橫店的街上,有人問他的理想是什麼。「我想在30歲之前買一輛寶馬車。」他認真地說。

  周圍人都笑了,「買個國產車就不錯了,還寶馬。」結果24歲那年,他開著新買的寶馬車駛進了村子。

  他慢慢開始發現,片場的氣氛、情節的推動,很大程度上仰賴於燈光的藝術。清晨和上午的光不一樣,好人和壞人的光也不一樣。為了把女演員拍得更柔美,需要在燈上鋪好幾層紗。要想展現一個人的惡,光線就能讓他凶相畢露。

  「其實燈光是一門藝術,需要審美。」郭壯飛說,「賺錢容易,做到這一點就難了。」看到年過六旬的國外燈光師跪在地上調光,郭壯飛有些感慨,「這種態度肯定不是只為了掙這份錢」。

  但燈光師這個職業並沒有在業內得到相應的地位。邢建偉說,他剛入行時還經歷過電影製作「技術至上」的時代,到了現在,基本上是「資本主導」了。

  薪酬增長很緩慢且不穩定。去年「五一」前後,幾百位拍廣告的燈光助理聯合發布「勞務上調通知書」,宣告小助理的勞務費上調至500元/16個小時,大助理的勞務費上調至1000元/16小時。如果超出單位工作時間,則要另算加班費。發布方式就是把這份公告發在各自的微信朋友圈。

  在美國,權益並不需要這種「江湖規矩」來維護。成立於1893年的「美加影藝從業者工會(IASTE)」成員範圍涵蓋了劇組裡大部分工種,保護其成員在被僱用時不受歧視、有足夠的休息、工作臨時被取消也應該得到補償,以及工作環境的安全,同時也規定僱主應如期支付加班費、養老和醫療保險,並進行新技術的培訓,等等。

  截至2015年,IASTE在美國和加拿大有380多個地方工會,成員數量達到12.5萬。除此之外,劇組的大部分藍領工種,比如司機等的權益,都歸「電影和劇場卡車工人工會(TEAMSTER)」保護。

  比起增長緩慢的薪酬,影視行業的投資漲得飛快。邢建偉剛入行時,幾千萬元的投資已經是「巨制」,到了郭壯飛這一代,一部不算大製作的電視劇都要上億元。「以前一部片子所有的投資還不如現在一個主演拿的片酬高。」邢建偉說。與此同時,拍攝周期卻越來越短,原本計劃4個月的拍攝時間能壓縮一半,「許多技術細節根本來不及研究」。

  前些年,許多燈光師積累了一定資金后就投資開辦影視器材租賃公司,據邢建偉了解,僅在北京,開這類公司的老鄉就有50多個。設備的更新需要不斷的資金投入,日趨激烈的競爭下,租賃公司越來越難做。

  還有一些燈光師在嘗試往攝影師方向轉型。有的燈光師常年坐在監視器前,腰椎出了問題,「攝影還能多動動」。邢建偉說,在劇組內部,攝影師是比燈光師層級更高的職位,而想轉做導演,通常只有攝影師、美術指導和武術指導這三種職位,「要麼你是本科,靠學歷上去」。

  在很多人眼中已經「成功」的郭壯飛,不想投資公司,也不想轉型做攝影師,只想把眼前的工作做好。

  「如果鄢陵的燈光師不努力創新,遲早會被淘汰。」他看到國外已經在用升降機控制燈光,而國內劇組為了節省成本,還在用繩子固定,「但這樣會產生更高的人工費用」,郭壯飛說,「技術並不難,難的是轉變理念。」

  四

  當這些燈光師把光帶到不同地方時,他們的家鄉,那個戶籍人口3000多人的村莊,燈光正在暗淡下去:跟多數村莊一樣,這個村的常住人口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很多房屋空置著,燈光只有在過年時才亮起。村支書曹群嶺說,村民的80%進入了影視行業。

  

如果沒有河南這個村,中國大多數劇組都得停擺

  曹群嶺說,村裡的露天電影幾年前已停止放映,現在村民為數不多的娛樂活動是跳廣場舞。電視越來越成為一種擺設。

  自從父親去世后,邢建偉就很少回村了。這幾年,為了讓老人和孩子住得更舒服,燈光師們紛紛把老家的房子翻新了一遍,蓋起了兩三層小樓。可他家還是20多年前蓋的瓦房,有的窗戶玻璃都碎了,屋裡積了一層塵。邢建偉也不去打掃,「反正也不回去住了」。

  他已在縣城買了好幾套房子,其中一套是別墅,光裝修就花了90多萬元。常年在外工作,這些房子對他來說暫時用處不大。早些年,他甚至經常幾年不回家。

  為了方便老人,孫高勇閑下來還是會回村裡住。家裡的天花板上有紅、綠、藍三種顏色的燈光,兩張木質長沙發從不坐人,上面堆滿了紙箱、臉盆和剛出鍋的饅頭。屋子中間擺著一張方桌,四周圍了一圈椅子,都很低矮,平時大家就叉著雙腿坐在桌邊吃飯、喝酒、嗑瓜子,「得勁兒」。

  第一代河南燈光師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很少看電視。即便電視就在方桌的正前方,也很少有人抬頭看上一眼。尤其是他們自己參與拍攝的影視劇,「沒意思」。留在村裡的人也不再指著字幕喊老鄉的名字了,對他們來說,這早已是跟玉米和高粱一樣平常的事情。

  閃著光的屏幕曾是村裡的主角。邢建偉記得,小時候村裡上百戶人家只有兩台電視,每天晚上那兩戶的院子里全是人,有人踩著磚頭,有人騎在樹上,眼睛全都盯著那塊兩塊巴掌大小的黑白熒屏,看香港電視劇《大俠霍元甲》。誰家有喜事,還會請人在街邊的樹上扯起一塊幕布,放場露天電影,讓大家熱鬧熱鬧。放一次要花上百元,在當時算是特別體面了。

  那個時候,張北村還不叫「燈光村」,沒人能想到自己的名字有一天也會出現在屏幕上。電影散了,人人都回到還沒通電的屋裡,倒頭就睡,第二天一大早起來下地幹活。村裡第一次通上電,就是在村委會門前掛了個燈泡,一到晚上,燈泡底下就坐滿了人,聊天、喝茶,或者啥也不幹。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走出了村子,去到更明亮的世界。甚至他們自己就是造光的人,卻很少有人真正在意熒屏上的內容了。

  回到村子,這些製造光線的人們必須習慣夜晚的黑暗。剛過完年,幾乎每家門前都掛著紅燈籠,可為了省電基本不開。只有一條大路上有路燈,微弱的光線很難連成片,上街玩耍的小孩每人都提著一把手電筒。邢建偉把奧迪的車燈打開,能照亮十幾米外的農田,再往遠看,就是黑沉沉的曠野。

  甚至是十幾公裡外的縣城,到了夜晚也光線微弱。樓盤頂端豎立的巨大房地產商廣告是縣城最耀眼的光源。從事燈光的人大多已經在鄢陵縣城買了房子,在外漂泊半生,大城市房價高、落戶難,老家依舊是他們能想到的最好歸宿。10年來,鄢陵的房價從每平方米1000多元漲到了4000多元,有人認為就是燈光師們「抬起來的」。相比之下,周邊的同級縣城房價要便宜許多。

  色彩最艷、種類最多的光源來自KTV的門頭,還有夜市上的一排排吊燈。邢建偉一回家,幾乎每天都要跟人聚在一起喝酒,喝到滿臉通紅,東倒西歪。

  鄢陵有兩家電影院,其中一家在繁華地帶的「鼓樓廣場」,這是縣城唯一一家大型購物中心。影院有5個廳,3月中旬共有7部電影上映,據影院工作人員介紹,平時上座率不足三分之一。獲得第90屆奧斯卡7項提名、正在國內上映的《三塊廣告牌》並未出現在片單上。

  「可能是關注度不夠吧。」在這個擁有上萬名影視燈光師的縣城,一位影院工作人員說,「我們這種小地方,就算上映了也不會有人來看的。」

  為了小孩上學,郭壯飛在許昌買了房子,裝修時特地親自設計了所有的燈光,「全是暖光,沒有冷光」。他在客廳的牆上印了一幅世界地圖,用明亮的射燈打在上面。在卧室安裝了好幾套燈光系統,有的指向衛生間,有的只在嬰兒睡著之後打開。他的女兒剛滿一歲,孩子第一次會爬、第一次喊「爸爸」,他都因為在外工作錯過了。

  等女兒大一點,他想讓她學音樂、學畫畫,「那才是更重要的東西」。他經常想,如果能再擁有一次選擇的機會,他還是想考一個好大學,哪怕賺的錢沒有現在多。他很感謝前輩們提供的燈光師這條「捷徑」,卻也擔心這會讓更多年輕人放棄讀書,「他們總覺得自己還有退路」。

  邢建偉也不希望孩子再走自己的老路,想讓他們好好學習。這個行業里還有人說,孩子要是想干燈光師,就「打斷他的腿」。

  長期以來,郭壯飛都覺得自己「沒什麼正經的愛好」,他從小對影視劇沒什麼興趣,也不抽煙喝酒。有時他跟來自香港或者國外的同行一起聊天,總覺得自己插不上話。

  「他們會聊聽什麼音樂、看什麼電影、穿什麼風格的衣服。」以前他買衣服總喜歡買「好的、貴的」,有一次跟幾個香港朋友去三里屯逛街,發現他們挑的款式都「很簡單,但特別好看」,「我覺得這些跟一個人的文化修養和精神世界有很大關係。」

  最近幾年,他開始讀書、追美劇,學著去欣賞一部電影,而不是僅僅去看其中打光的技巧。

  他計劃帶家人去一個小島,「哪怕躺上一個禮拜也好」。熟識的同鄉對他這個想法感到驚訝——他們忙著到處造光,還從沒有一個人把錢花在出國旅行上。

  迄今為止,郭壯飛覺得自己最快樂的時刻,是在去年秋天,他跟妻子開車行駛在美國加州的沿海公路上。這位燈光師見過數不清的光源,卻沉醉於最普通的一種:夕陽灑向海面,那是真正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