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烏瑪·瑟曼(Uma Thurman)很氣憤。
她被強姦、被性侵，被困在滾燙的鋼鐵殘骸里，被信任的人背叛和傷害。
我們說的不是她在《殺死比爾》(Kill Bill)中扮演的那個滿身鮮血的新娘。我們說的是和昆汀·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電影中的地獄場景一樣殘忍、是非不分、充滿報復和歧視女性的世界。
我們說的是好萊塢。在這裡，即便是復仇天使也很難獲得尊重，更別說血腥的滿足感了。
瑟曼在1994年的《低俗小說》(Pulp Fiction)中扮演狐媚的米婭·華萊士(Mia Wallace)，後來在《殺死比爾1》（2003）和《殺死比爾2》（2004）中扮演兇殘的貝婭特麗克絲·基杜(Beatrix Kiddo)。她是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和昆汀·塔倫蒂諾創作神話中敏捷優雅的女神。米拉麥克斯(Miramax)公司的這個鐵三角組合堪稱獨立酷片的終極配置。瑟曼和塔倫蒂諾一起構思出了血腥新娘的創意，心醉神迷的塔倫蒂諾經常說瑟曼是他的繆斯，兩人的關係堪比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Alfred Hitchcock)與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式的傳奇。（還要加上戀足癖。）但在閃閃發光的奧斯卡小金人的掩蓋下，一股暗流扭曲了這個鐵三角。
《低俗小說》讓韋恩斯坦收穫了財富和尊重。瑟曼說，在一場募捐活動上，韋恩斯坦把她介紹給貝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總統，說正是因為她，他才有了自己的房子。
「我對哈維的複雜感情令我對在我之後被傷害的所有女性感到非常愧疚，」前不久的一個晚上，在她位於曼哈頓東區River House的雅緻公寓里，瑟曼對我說，她一邊吸煙一邊喝白葡萄酒，把空披薩盒子扔進壁爐，看上去痛苦萬分。
「那些年輕女孩像我當年那樣獨自走進他的房間，我也是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之一。昆汀讓哈維當上了《殺死比爾》的執行製片人，那是一部象徵女性權力的影片。那些羔羊之所以走進屠宰場，是因為她們相信，地位那樣高的人不會對你做這種不法的勾當，但他們確實會。」
瑟曼強調她的前經紀公司創新藝人(Creative Artists Agency)和韋恩斯坦的性獵捕行為有關。該公司已公開道歉。「我既是受害者的身份，又在當時參與了掩蓋，所以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分裂，」她說。
她言辭尖酸地談到了「來自《低俗小說》的力量」，並提醒我這部電影已被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收錄，成了美國敘事的一部分。
她的百老匯新劇《巴黎女人》(Parisian Woman)講述了身在特朗普總統治下的華盛頓的一個迷人女子的陰謀故事，劇本出自《紙牌屋》劇創鮑爾·威利蒙(Beau Willimon)之手。在10月首演儀式紅毯上被問及相關醜聞時，她表情堅定，說要等到不那麼憤怒時再談論此事。
「我用的詞是『憤怒』，但說實話，我更擔心哭泣，」她現在說。「這個故事我知道它是真實的，我不是率先揭發的人。所以其實你看到的是一個人在爭取時間。」
烏瑪·瑟曼在昆汀·塔倫蒂諾1994年的電影《低俗小說》中演米婭·華萊士，哈維·韋恩斯坦是該片執行製片人。
到感恩節的時候，瑟曼開始拔出她那把半藏刀。她在Instagram上發布了一張自己在「復仇的狂殺」中的獨白截圖，並祝大家節日快樂，「（除了你哈維，還有你所有的惡毒同謀——我很高興這件事是慢慢來的——你們不配一槍斃命）——請繼續關注。」
瑟曼舒展修長的身姿，躺在壁爐前的棕色天鵝絨沙發上講述自己的故事，偶爾被她和金融家前夫阿爾帕德·比松(Arpad Busson)的5歲女兒打斷。盧娜(Luna)穿著睡衣，正在大聲嚼著一根生黃瓜。她和伊桑·霍克(Ethan Hawke)所生的兩個較年長的孩子瑪雅(Maya)和列翁(Levon)也來了。瑪雅現在是一名演員，列翁還在上高中。
多年來，瑟曼在採訪中一直表現出一種禪宗的態度——即便是在談到與霍克的痛苦分手時。（她與加里·奧德曼[Gary Oldman]的第一段婚姻頗為短暫。）她家門廳里有住在伍德斯托克的父母送給她的一尊大金佛。她的父親羅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從事印藏研究的教授，信奉佛教。他認為烏瑪是女神轉世。
但在這種矜持與美好的氣質之下，她已經學會作一個街頭鬥士。
她說16歲時，她住在曼哈頓的一處單間公寓里，開始自己的電影生涯。一個冬天的晚上，她在一家夜總會認識了一個比她大近20歲的男演員。後來，當他們去此人在格林威治村的褐砂石房屋喝夜酒時，她遭到對方脅迫。
「我最終屈從了，」她回憶說。「我試過拒絕，我哭了，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他和我說門鎖上了，但我從來沒有跑過去試試門把手。回到家的時候，我記得我站在鏡子前面，看著自己的雙手。我因為它們沒有流血或受傷而感到非常生氣。這種事情無論如何都會對人有影響，對吧？你會變得更加順從，或是不那麼順從。我覺得自己變得不那麼順從了。」
在《低俗小說》之後，瑟曼結識了韋恩斯坦和他的第一任妻子伊芙。「在他侵犯我之前，我跟他是很熟的，」她說。「他之前會花好幾個小時和我討論資料，稱讚我的想法，給我肯定。可能這讓我忽略了警告信號。這個人是支持我的。我從不是什麼製片公司的寵兒。他對適合我的那種類型的電影和導演有著絕對的控制。」
在韋恩斯坦巴黎的酒店房間內，事情很快開始奇怪起來。「我完全無法理解，」她說。當浴袍鬆開時，他們正在爭論一個劇本。
「我沒有被威脅的感覺，」她回憶道。「我以為他只是極其怪誕，好像他是你荒唐古怪的叔叔一樣。」
他讓她跟著他穿過一個大廳——她說總是會有「內室里的過道里連廊」——這樣他們就能繼續說話。「然後我跟著他走過了一扇門，進到了一間蒸汽房裡。我穿著全套的黑色皮革衣服——皮靴、皮褲和皮夾克，就站在那裡。房間非常熱，我說，『這太荒唐了，你在做什麼？』他又變得非常慌亂、生氣，跳起來跑了出去。」
她說，第一次「侵犯」不久之後便在韋恩斯坦的倫敦薩沃伊酒店(Savoy hotel)套房內發生了。「這簡直是當頭一棒。他把我推倒，試圖壓在我的身上，露出自己的身體。他做了所有各種讓人不愉快的事情。但他並沒有真的執意要做，沒有強迫我。而你就像一個扭動著逃跑的動物一樣，像只蜥蜴。我盡自己一切可能讓事情重回正軌。我的軌道，不是他的。」
她當時與朋友伊洛娜·赫爾曼(Ilona Herman)一起在富勒姆住下，赫爾曼是與羅伯特·德尼羅(Robert De Niro)長期合作的化妝師，後來與瑟曼在《殺死比爾》(Kill Bill)中有過合作。
「第二天，就有一捆26英寸寬的粗俗玫瑰送到了她的家裡，」瑟曼說。「是黃玫瑰。我像打開臟尿布一樣打開了留言，上面只寫了『你的直覺很棒』。」她說，然後，韋恩斯坦的助手又開始給她打來了電話談項目。
她本以為自己可以與他面對面把事情說清，只要帶上赫爾曼，讓韋恩斯坦來薩沃伊酒店的大堂吧見她。可那些助手自有特別的手段引誘女演員們走進他們織好的網中，他們讓韋恩斯坦接了電話，再次表示那只是一個誤會，並且「我們有這麼多項目在一起」，他們說服了瑟曼。她最終同意上樓，讓赫爾曼在電梯外的長沙發上等候。
瑟曼說，助手們消失后，她警告韋恩斯坦，「如果你對別人做你對我做過的事情，我保證你會失去你的事業、你的名聲和你的家庭，」她對那件事的記憶驟然停止於此。
在亞利桑那州接受治療的韋恩斯坦通過一名代表承認，「她很可能這麼說過。」
在樓下，赫爾曼開始感到緊張。「好像過了很長的時間，」這位朋友告訴我。電梯門終於打開，瑟曼走了出來。「她顯得非常疲倦，很不高興，一臉的冰冷，」赫爾曼回憶道。「她的眼睛充滿怒火，完全失去了控制。我把她推進計程車，我們一起回到了我住的地方。她真的是全身發抖。」赫爾曼說，當這位女演員能再次說出話來時，她透露，韋恩斯坦威脅說要毀掉她的事業。
韋恩斯坦通過一名代表否認曾威脅過瑟曼的前程，並說他認為她是「一位出色的女演員」。韋恩斯坦承認她對這些事件的描述，但說在巴黎蒸汽房的事情發生前，他們曾一直有「一種打情罵俏的、有趣的工作關係」。
「韋恩斯坦承認，在巴黎錯讀了她的信號后，曾在英國與瑟曼女士調情，」代表發來的聲明說。「他馬上道了歉。」
瑟曼說，雖然她當時正在參加米拉麥克斯的項目，但在那之後，她已經在私下裡把韋恩斯坦視為敵人。一位認識他們兩人的好萊塢上層高管說，兩人的工作關係仍在繼續，但基本上，「她對他態度冷淡。」
瑟曼說，她在有監管的環境中可以容忍這個大亨，她認為自己「已經老到不在他的攻擊範圍之中了」。
去年9月，她參加了韋恩斯坦在蘇荷區辦的一次聚會，那是為了慶祝塔倫蒂諾與以色列歌手丹妮拉·皮克(Daniella Pick)訂婚。在回答關於瑟曼爆料的問題時，韋恩斯坦發來了六張他們兩人非常友好地在一起的照片，是多年來在首映式上和派對上拍的。
這就把我們帶到了用瑟曼的話說是「所有這一切之中的昆汀」。韋恩斯坦與瑟曼之間的敵意影響了她與塔倫蒂諾的創造性合作。
2001年，瑟曼參加戛納電影節時，已經與霍克結婚，女兒仍是嬰兒，兒子還懷在身上。她說，一次晚餐后，塔倫蒂諾注意到她在韋恩斯坦旁邊時很緊張。這是個問題，因為他們很快就要一起拍攝《殺死比爾》。她說，她提醒塔倫蒂諾，她已經向他講過在薩沃伊發生的事情，但「他可能沒把那當回事兒，而是覺得『哦，可憐的哈維，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誰知道他怎麼對自己解釋的？」但她再次提醒了他，「他終於明白了。他直接對哈維有所表示。」
瑟曼回憶說，那天晚些時候，在豪華的杜章酒店(Hotel du Cap)的柏樹下，韋恩斯坦說，他感到難過，並對她的指控感到驚訝。她隨後堅定地重複了在倫敦發生的事情。「在某個時刻，他的眼神變了，從好鬥變為羞愧，」她說，他向她表示道歉，他當時的許多流露也是他在16年後遭人唾棄時搬出來的東西。
「我震驚地走開了，我在想，『好吧。好吧，這就是我得到的草草了事的道歉』，」瑟曼說。
韋恩斯坦證實他道了歉，這種承認對他來說不同尋常，也引來了瑟曼的挖苦：「他的治療顯然奏效了。」
自從去年秋天有關韋恩斯坦的爆料公之於眾后，瑟曼一直在重溫她與他的幾次遭遇——以及拍攝《殺死比爾》期間，在墨西哥的一個拍攝現場發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那件事讓她覺得自己像影片中的新娘一樣遭到了意外打擊，也讓她下了同樣的決心，無論如何要得到自己應得的東西。
那個施虐狂的故事已經拍攝了九個月，只剩下最後的四天，瑟曼被要求做的一件事，遭到了她的拒絕。
在影片中，她駕駛著藍色敞篷車去殺死比爾的那個有名的場面中——就是感恩節時她在Instagram上發的那個片段中——她被要求親自開車。
但是，她說，一名卡車司機的話讓她覺得，那輛從手動擋改裝為自動擋的車，可能不太好開。
她說，她堅持認為對自己操縱那輛車沒有信心，最好是讓一名特技演員來開。製片人表示，他們不記得她曾拒絕開車。
「昆汀來到我的活動工作室，和所有的導演一樣，他不喜歡聽任何人說不，」瑟曼說。「他很生氣，因為我浪費了他們許多時間。但我很害怕。他說：『我向你保證車子沒問題。那段路也很直。』」他說服了她去開車，並指示她說：「『讓車速達到每小時40英里，否則你的頭髮飄得樣子不對，我就讓你再做一次。』但是，我置身其中的是一個死亡之盒。司機的座椅沒有被正確地擰緊在車架子上。那是一段碎沙路，而且一點也不直。」（塔倫蒂諾沒有回復記者的置評請求。）
之後，瑟曼給我放了她說她花了15年時間才拿到的片段。「解決了我自己的南希·德魯(Nancy Drew)懸疑，」她說。
片段的拍攝角度來自安裝在卡爾曼吉亞(Karmann Ghia)跑車後面的攝像機。看著瑟曼竭力控制那輛車的場景很令人恐怖，車滑出了道路，撞到一棵棕櫚樹上，她扭曲的身體被無奈地卡住，直到攝製人員出現在畫面中，把她從汽車殘骸中解救出來。塔倫蒂諾的頭出現在畫面中，當瑟曼意識到自己可以暫時站起來時，她臉上閃過一絲寬慰的微笑。
「方向盤在我的肚子上，我的雙腿卡在我的身下，」她說。「我感到一陣劇痛，心想，『天哪，我再也不能走路了。』」她說。「我從醫院出來時，脖子上戴著頸箍，膝蓋嚴重損傷，頭上有一個雞蛋大的包，還有腦震蕩，我想看看那輛車，我非常不高興。」昆汀和我大吵了一頓，我指控他想殺死我。他對我的指控很生氣，我想這可以理解，因為他不認為他想殺死我。」
儘管他們的婚姻正在走向破裂，霍克還是立刻離開了肯塔基州的革責瑪尼修道院，飛到了妻子身邊。
「我非常嚴肅地與昆汀談了話，告訴他，作為導演和朋友，他讓烏瑪失望，」霍克對我說。他說，他告訴塔倫蒂諾，「嘿，夥計，她是個很棒的演員，不是特技駕駛，你知道這一點。」霍克補充說，塔倫蒂諾「本人也非常沮喪，並請求我原諒他」。
車禍發生兩周后，為了試圖查看汽車和事件的錄像，她讓律師給米拉麥克斯寫了封信，總結了事件經過，並保留了起訴的權利。
她說，米拉麥克斯表示可以讓她看那個片段，條件是她簽署一份文件，「不追究他們對我未來的疼痛和痛苦的任何責任。」她沒有那樣做。
瑟曼說，她與塔倫蒂諾的思想融合出現了裂痕。「我們陷入了一場可怕的爭吵中，已經好幾年了，」她解釋說。「那以後，我們不得不去為片子做宣傳。每次都如履薄冰。2004年，我們在紐約蘇荷區的家裡決定性地大吵了一場，我們對著彼此大喊大叫，因為他不讓我看錄像，他告訴我，那是他們的集體決定。」
現在，在事故發生了這麼多年之後，受向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算總賬的啟發，重溫自己在墨西哥遭受的「接近死亡的非人待遇」，以及出於對韋恩斯坦還沒有面對更多法律後果的憤慨，瑟曼說，她把自我挖掘的結果提供給了警察，也加大了從塔倫蒂諾那裡套出車禍片段的壓力。
「昆汀終於在15年後把它交給了我，贖了罪，對吧？」她說。「不過現在這一點也不重要，我的脖子已受了永久的傷害，膝蓋也壞了。」
（塔倫蒂諾的粉絲們在他2007年的電影《金剛不壞》[Death Proof]中看到了瑟曼車禍的迴響，該片由韋恩斯坦製作，出現在車禍片段中的是瑟曼的特技替身演員佐伊·貝爾[Zoë Bell]。包括染金髮的羅絲·麥高恩[Rose McGowan]在內的年輕女性，在影片中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死去，包括撞到擋風玻璃上。）
當第二個晚上，她坐在壁爐旁，我們談到凌晨3點時，淚水開始落到她的臉頰上。她用手把眼淚抹去。
她說，「事故發生后，他們開始攻擊我時，我從一個富有創造力的作貢獻者，變成了一個損壞了的工具。」
瑟曼說，在《殺死比爾》中，塔倫蒂諾親自在一些場景中表演了他自己的施虐才能，比如在屏幕上看到的邁克爾·馬德森(Michael Madsen)向她臉上吐痰、以及影片中一個叫Gogo的少年用鐵鏈子卡她脖子的場景。
「哈維性侵了我，但那沒有殺死我，」她說。「車禍的事情真正讓我憤怒的是，那個做法很惡劣。車禍發生時，我已經經歷過那麼多的考驗。我在我與昆汀的合作中，曾經一直都能感受到與更大事業的聯繫，我允許在我身上發生的大部分事情、以及我參與的事情，都有點像是與一個非常憤怒的兄弟在泥巴中進行的一場可怕的摔跤。但至少我有點決定權，對吧？」她說，她並未因其中的任何東西感到過被剝奪了掌握自己命運的權力。直到車禍發生。
「就我個人而言，我花了47年的時間才不再稱那些對你不好的人是與你『相愛』。這花了很長的時間，因為我覺得，作為女孩子，我們所受到的影響讓我們相信，殘酷與愛之間有著某種聯繫；而這正是我們需要通過變化讓其不復存在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