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逝去的年代 作者: 謝泳 
我從一個老先生那裡，看到一本澳門出版的書，名字叫《博士之家》。書的作者是施議對先生，他是吳世昌的博士研究生，1986年吳世昌逝世的時候，他一直守護在身邊。這本書中收了兩篇施議對懷念他老師的文章，使我對吳世昌晚年的經歷又多了一點了解。特別是其中說到的兩件事，使我能夠把青年吳世昌和晚年吳世昌聯繫在一起。第一件是1971年間，吳世昌在河南息縣幹校，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其中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可以提前回北京。離開前，軍代表主持開了一個座談會，讓大家談談在於校的感受。由於大家已經習慣了這種開會形式，更急著打點行裝回北京，所以會上發言都很積極，既談接受教育之收穫，又為軍代表歌功頌德一番。而吳世昌卻一言不發，軍代表讓他說一說，他卻問：「要我講真話，還是講假話？」軍代表未假思索，就說：「當然要講真話。」吳世昌就說：「我認為，五七幹校並沒有什麼好處。」此言一出，可急壞了大家，這種時候，為什麼還要那麼天真，弄不好還得繼續留下來接受改造。軍代表接著問：「為什麼沒有好處？」吳世昌說：「要我們回去，不是正說明問題了嗎？」說得軍代表啞口無言。這是「文革」中的事，「文革」之後，劉再復對吳世昌的評價是「正聲滿學院」，可見吳世昌真是敢說話的人。比如對一些社會現象，吳世昌就說過：「中國人最容易接受新事物。比如跳舞。人家貼下臉，我們就可以馬上將衣服脫掉。」由此可見他晚年的心情。現在人們都知道吳世昌是知名的紅學家、詞學家，很少注意他青年時代的政治傾向，而忽略了此點，對於了解吳世昌是不全面的。吳世昌的經歷，在他同時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更有其特殊性。
吳世昌出身燕京大學，青年時期即在學術上顯示了才華，曾受到過胡適的讚許。「九·一八」事變時，吳世昌是燕京大學學生抗日會的第一屆主席，陳翰伯曾這樣回憶當年的吳世昌：「他是個愛國青年，平日衣著樸素，不修邊幅，自稱『燕京一布衣『。他在燕大前後學習7年，前4年是英文系學生，後3年是國文系研究生。『九·一八』以後，他和哥哥吳其昌（當時清華大學講師，後任武漢大學教授）曾登上南京中山陵，在陵前大哭一場。經報紙揭載，吳世昌一時名噪金陵，燕大同學就推選他出來領導抗日會，他在同學中很有威信，也頗有號召力。」（《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37頁，北京出版社，1980年）青年吳世昌有強烈的愛國熱情，雖然他在專業上已嶄露頭角，但並未因此放棄了對社會的關心。這是吳世昌那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徵，他們對民族的情感，後人已很難理解，正是這種強烈的民族情感支配著他們，在政治的選擇上，民族情感總是處於支配地位，這多少有些影響了他們的理性判斷，對吳世昌來說，這種矛盾更顯示了深刻的悲劇性，此點我後面再說。
1935年11月17日，胡適在《大公報》發表了《用統一的力量守衛國家》，胡適當時對日本有自己的看法，他強調一個「守」字，不主張抵抗。第二天，吳世昌就以「一個青年」的名義致函胡適：「適之先生：昨天讀你的星期論文，心裡非常悲痛；今天又讀《平津太晤士報》上的華北獨立運動消息，我的悲痛實在忍不住了。中國人民這幾年過的是什麼日子？這幾天過的是什麼日子？我們回想起『九·一八『事變初起的時候，國家的不可收拾還沒有這樣的利害深刻。那時的時論，有的主張玉碎，有的主張瓦全，但是現在呢？縱甘破碎已非玉，便欲為瓦豈得全。試問我們在這悠悠的4年中，有沒有作玉碎的準備，有沒有求瓦全的方法？且不說在朝的國民黨的糊塗顢頇，即就在野士大夫的輿論而言，實在也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太多顧慮躊躇，乃至於太躲懶了！」（《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276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吳世昌寫這信的時候是27歲，胡適已44歲。吳世昌給胡適寫信，是首先把胡適看成是自己的前輩，他的激情也是建立在對胡適的信任之上的，可以這麼說，這是兩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間的交流。4天之後，胡適即給吳世昌回信，進一步申說了自己的苦心，他說：「時髦話誰不會說？說逆耳之言，說群眾不愛聽的話，說負責任的話，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氣。」（同上280頁）胡適在信的開始即稱「世昌兄」，可見是有交情的。《胡適的日記》在1933年12月30日下記有：「今天吳世昌雇汽車來接，我們同到八道灣接啟明同去。」1934年2月13日的日記：「上午在歐美同學會，有兩局，一面是孟和孟真為袁守和餞行；一面是余上沅約梁實秋吃飯，並有今甫、一多、吳世昌、陳夢家、公超、林伯遵諸人，商量辦一個月刊，為《新月》的繼承者。雜誌的名字，討論甚久，公超提議《環中》，吳世昌提議《尋常》，一多提議《畸零》，我也提了幾個，最後決定《學文月刊》。」（《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1冊，1990年台灣遠流出版公司）吳世昌收到胡適的信以後，又給胡適寫了回信，表白自己的真實心情，他在信的最後說：「我所望於先生者在此，上次寫給先生信的旨意也在此。除了祝禱和期望先生為國努力以外，更沒有別的話可說了。」（同上281頁）從吳世昌對胡適的期望中，我們可以感覺到吳世昌在許多問題上還是認同胡適的，他們之間的不同處在於一個是熱血青年，一個是成熟的中年人，由於年齡和地位不同，對時局的判斷自然也就不同，事後評說，就各自所處的地位看，兩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是真誠和盡職的。差不多10年之後，吳世昌對內戰發表的許多見解，比之於當時的青年，就成熟穩健得多，這時青年的言論，正好像青年吳世昌和中年胡適的那一段衝突了。
40年代以後，吳世昌作為一名大學教授，已經活躍在學術界，這一時期，他重要的活動是和儲安平的交往。
吳世昌比儲安平大1歲，抗戰期間，他們在湖南國立蘭田師範學院相識，後吳世昌離開湖南到了當時在重慶的中央大學任教。1945年儲安平在重慶創辦《客觀》周刊時，吳世昌是編輯之一，是這一時期撰文較多的一位作者，而且多數是時論。《客觀》共出了17期，吳世昌寫了《反對內戰》（2期）《思想複員論》（3期）《論政治協商會議》（10期）《中國青年運動的周期》（13期）《中國古代藝術品的喪失》（16期）。這些文章充分表達了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國家、社會的看法。這一時期，吳世昌不僅在學術上很活躍，在思想上也顯示了自己的鋒芒，他關於內戰、政治協商會議的許多議論，在同時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很有代表性。我沒有見到多少儲安平和吳世昌交往的資料，從施議對所寫的關於吳世昌的幾篇回憶文章和傳略中，也見不到他們交往的記錄，但從吳世昌在《客觀》上發表文章的情況，可以想見他們之間是來往較多的，這種關係一直持續到1948年吳世昌前往英國。《客觀》周刊出滿12期以後，儲安平離開重慶前往上海，準備籌劃日後的《觀察》周刊，在走之前，他將《客觀》周刊就交給了吳世昌主編，嚴格地說，《客觀》周刊從第13期開始，就是吳世昌主編了。當時《客觀》周刊設有「客觀」一周的言論專欄，前12期，由儲安平撰寫，之後就由吳世昌執筆了。儲安平離開重慶之前，特在《客觀》第12期上發表一則「告別讀者」的聲明：「本刊原定在重慶出12期。政局變化莫測，我們當初還以為不待12期出完，政治重心或已東移了。現在12期已出完，而政治局勢則正在高速度發展之中。本刊自不宜就此中斷。但編者個人則因計劃已定，即將離渝，本刊編務不能兼顧，因自13期起，改推吳世昌先生主編，過去12期的稿費（副葉及」珊瑚「例由各該編輯發付），早經隨時發付。凡是直接寄給我的信，大都約經親復。最近10天內收到的信，也必將於離渝前一一答覆。未用各稿，以及陸續收到的投稿，已交吳世昌先生，由他決定。以後讀者投書投稿，可徑寄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吳先生。在過去3個月中，前輩先進，友朋讀者，都給我不少指示，協助和鼓勵，我在此表示無限感謝。」
1946年9月，《觀察》在上海創刊後，吳世昌也是每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之一，而且在他前往英國之前，給《客觀》寫了大量專論。1948年，儲安平主編《觀察》叢書，將吳世昌的論文編為一集，以《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為書名出版。
從以上吳世昌和儲安平的交往中，我們可以看出，40年代，吳世昌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顯得特別活躍。這一時期，他發表的許多文章，可以說是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性言論。比如儲安平關於自由問題的「多少有無論」，吳世昌也有同樣的看法。他在長篇論文《論和平問題》（《觀察》2卷16期）中幾乎表達了與儲安平同樣的認識，他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中的角色有很深入的分析，他認為：「無黨無派的人民代表以壓倒的多數參加和談，這些代表必須是自由主義者，今日國民黨的政策雖然聚制了人民許多自由，但我們決不相信共產黨會比國民黨給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尤其是思想和言論的自由，除非他黨內起一種革命。和談如果成功，則以後的聯合政府，也不能使他由現在的『三黨訓政』，變成『四黨一盟訓政『。必須由無黨無派的自由主義者，構成政府中的過半數。這雖然不合現代政黨的常軌，但是中國的政黨使國家人民喘一口氣。何況『三黨訓政』之類，又能說是什麼政黨政治的常軌？中國若不培養自由主義者抬頭，政治前途是沒有希望的。」40年代，吳世昌像其他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樣，對時局的變化特別關心，也從多方面貢獻了自己的才智，他對當時的民主治、教育政策、中國文化與現代化等問題，都有很深刻的看法。比較40年代吳世昌的言論和他60年代的選擇，二者之間的矛盾很令人深思，像吳世昌這樣從事人文研究的學者，最終的這種選擇，對我們分析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民族情感和理性判斷，很有啟發意義。
1948年1月應英國牛律大學的聘請，吳世昌到達英國擔任牛律大學的高級講師兼導師。據說當年牛津大學也請了錢鍾書，可惜錢未能應聘。1948年吳世昌的選擇不管是偶然還是必然，在他一生都是重要的轉折。到達英國後，他對國內的情況依然非常關心，他長期訂閱英文版的新華社電訊，以便了解國內的情況。以吳世昌40年代對時局和政黨的分析，他的前往英國任教，算是明智的選擇。1962年，據說是響應周恩來的號召，吳世昌放棄了在英國的優厚待遇，舉家回到祖國。當時他的大女兒已是牛津大學三年級的學生，二女兒高中畢業，也考入牛津大學。吳世昌回到國內，先後發表了《回到祖國》、《回國以後》、《空前強大的祖國》及《我和北京》，他也成了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
現在我想說的是，以吳世昌過去教育背景和對時局的判斷，在他回來之前，這裡發生過的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批判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反右，大躍進等運動早已發生過了。對此遠在英國的吳世昌不會一無所知，對於當年自己那麼多同事和朋友的遭遇，吳世昌難道毫無耳聞？幾乎同時，遠在美國的胡適，對於這裡發生的一切都有很清楚的了解，《胡適的日記》中留下了大量這樣的記錄。聯繫這個背景，吳世昌的選擇就有些難以令人理解。不知道吳世昌邁出這一步，是否有什麼特殊的原因，如果沒有很具體的原因，那麼就只能從強烈的民族情感這方面來理解了。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國家的情感太深了，對於國家的強大和統一有強烈的願望，這是幾近於宗教的情感，帶有殉道的色彩，40年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每一選擇幾乎都與民族情感有關，比如對國共兩面的評價，對美蘇的評價，總是因了民族情感的過於強烈而在理性判斷上有所偏差。想想40年代吳世昌對政治的理解和分析，再看他最終的選擇，真令人感慨萬千。
回到祖國4年後，「文革」開始，「吳世昌進『牛棚』、下幹校、受侮辱、觸靈魂，備受艱辛，他的大女兒因經受不了運動的刺激而致病，至今尚住醫院，二女兒也喪失了攻讀學位的機會。」（施議對《吳世昌傳略》）吳世昌雖然對自己的選擇從不後悔，但自己不後悔不等於這種選擇就合情合理。吳世昌、儲安平那一代知識分子是多麼深刻而又充滿智慧的一群，然而又是多麼天真的一群，他們共同的命運，讓後人困惑，但也促人深省。
晚年吳世昌曾擔任過人大常委，施議對說：「我在奉和其70歲生日時，曾特意提及『金印大如斗』一事，而先生則說：『此事不說也罷了。』所謂『人大，人大，聽起來很大。其實也沒啥，就是一堆老頭子吵架。』先生當亦頗有些難言之苦衷。」（《博士之家》第75頁）
1986年8月31日，由於醫生誤診，吳世昌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終年78歲，他留下了許多學術遺產，也把自己選擇的困惑留給了我們……
（選自謝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