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一滴淚 作者: 巫寧坤 
三
1955年1月，黨的文藝界喉舌《文藝報》發表了文藝理論家、老黨員胡風寫給黨中央的十萬言書，抗議文藝界領導「插進作家腦袋的五把刀子」：馬克思主義、民粹主義、政治、思想改造、黨八股。人們以為文藝界將就此開展一場關於理論和實際問題的學術性討論，紛紛表示歡迎。不料，時隔不久，全國就展開對胡風的批判，從文藝觀點反動到政治上反黨，從歷史到目前，無一是處。毛澤東以「偉大領袖」之尊，竟又親自出馬，根據查抄來的胡風寫給友人的書信，羅織成案，把胡風打成一個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集團」的頭目。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文藝界都舉行聲討胡風的大會，各種報刊連篇累牘登載揭發、批判、聲討的文字。胡風本人鋃鐺入獄，受株連的「胡風分子」遍及全國。文字獄在中國歷史上雖屢見不鮮，在「解放」後的新中國竟然會以革命的名義對作家進行如此肆無忌憚的迫害，真是匪夷所思。眼看到許多文藝界知名人士，其中不乏胡風的老朋友，也眾口一詞參與聲討，特別使我感到愕然，因為我一向把作家和藝術家看作民族的良心。顯然，新中國的「新生事物」需要學習的還多著哩。
春去夏來，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升級，在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開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大街小巷和南大校園裡到處都是紅布橫幅，宣告「堅決、澈底、完全、乾淨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9月1日南大開學，校長在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宣布停課搞「肅反運動」，號召全體師生員工人人積极參加運動，揭發檢舉。我明白，身為「落後分子」，我政治上低人一等，是很容易受到打擊報復的。但我畢竟不是「反革命」，也沒有「暗藏」啊，他們總不會因為我說話不中聽就誣陷我吧。何況，我是四年前才不遠萬里從美國回來為新中國服務的。
我又錯了。全校動員大會後，文學院立即召開全體教職員一百多人參加的大會，主持會議的黨員聲色俱厲地宣布我不僅是南大的頭號「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個「反革命集團」的頭目。集團成員包括查良錚、李天生、和德語講師周基堃琨。他命令我坐到屋子中間，陷入一圈圈與會者的重圍。積極分子爭先恐後發言，大喊大叫，拍桌子，聲勢洶洶，把一位曾任溥儀皇帝翻譯官的俞姓俄語講師嚇得當場昏倒，被人抬走。我心想，俞先生若是坐在我的位子上，不定會出甚麼事兒哩。開場的狂吠過後，開始盤問我的歷史。我據實作答。我發覺他們是備了課的，提出的問題按時間順序，而且目的在於顯示我的政治關係一貫是反動的。
「1938年夏天你在武漢幹甚麼？」歷史系一名男講師帶頭問道。「我是流亡學生，要找飯吃，也想為抗戰出點力，就參加了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受訓三個月。」
「甚麼訓練？」
「軍隊政工。」
「特務？」
「不是吧。」
「你狡猾，很狡猾。你那時候就當上特務了。」
「我沒有。」
「你在這兒是要老老實實回答問題，不許狡辯。」他的一名黨員同事插了進來。「戰干團團長是誰？」
「蔣介石。」「你瞧！你在那時候就已經和頭號戰犯掛上鉤了。還有哪些頭目？」
「陳誠是副團長。」
「你瞧！又是個大戰犯！還有呢？」
我又說出一些國民黨軍政領導人的名字。
「個個都是戰犯，」另一人插話。「你和他們志同道合啊！還有誰？」
「周恩來。」
「你胡說！」他跳了起來。「你公然污衊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現在你是現行反革命！」
全場大嘩。
「對不起，」喧嘩過後我平靜地說。「周總理當時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他每隔一周來講一次國際形勢。他身穿軍服，掛的是中將領章。當時是國共合作抗日時期。」
「你住嘴！」主持會議的黨員打斷了我的話。「沒人要你講這些廢話。你放老實點兒。這不是你講課的地方。你在這兒是要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越快越好。下午來必須端正態度，交代問題。走吧！」
我走回家去。路很近，但走著覺得很遠。心裡想的只是，妻子懷孕，老母有糖尿病，她們受得了嗎？推開家門，我有氣無力地在椅子上坐下，啞口無言。
「怎麼啦？」怡楷和母親同時緊張地問道。
「沒甚麼。又搞到我頭上了。」我嗄啞地咕噥道。
「給他倒杯茶，怡楷。」母親的聲音發抖。
怡楷還沒來得及走，四個不速之客，三男一女，破門而入。他們聲勢洶洶，自稱是公安人員，還亮出一張「搜查證」。男的我沒見過，女的是中文系助教。兩個男的教我站起來，上上下下搜身。女的先給怡楷搜身，又搜了我母親。我感到莫名其妙，滿腔怒火。他們隨即搜查起我的家，翻箱倒櫃，東西扔得滿地。後來一個男的問我：「你有手槍和別的武器嗎？」「沒有，甚麼也沒有，只有一枝筆，」我脫口而出答道，腦子裡突然冒出拿破崙說的筆比劍厲害的話。
另一個男的又追問：「你的發報機在哪兒？藏在哪兒？」嘿，這不可能是真的，我心裡想，難道他們居然懷疑我是暗藏的特務？「我連收音機也沒有，買不起，很抱歉。」他們沒找到任何特務活動的物證，顯然感到失望，臨走就把我的信件、地址本、筆記本、文稿等等帶走了。不速之客走後，我先看看滿地狼藉的衣物，再抬頭看看怡楷。「要是他們把所有東西都抄走就更好了，」我說，「免得你收拾了。他們想抄家儘管來，可是他們有甚麼權利對你和母親搜身？簡直荒謬絕倫！」
「你說的是甚麼權利？你真是書生氣十足，教授先生。你不是生活在美國，而是在共產黨的中國。」怡楷笑著說，把手伸了過來。「但願你不會有太大的麻煩。」
我知道她的心情一定很沉重，特別因為幾個月後她就要生我倆的頭一個孩子了。我怎能教她安心呢，眼下我都不能保護她不受粗暴公安人員的侮辱？我為甚麼那麼不識時務，說話沒遮攔呢？除了侮辱與傷害，我得到了甚麼？我不懂謹小慎微，悔之晚矣。我也感到害怕。這時我突然想起我十分讚賞的林肯總統的名言：「該抗議的時候卻保持沉默，這種罪過使人成為懦夫。」怡楷打斷了我的思緒，讓我吃點兒東西，而我一點兒胃口也沒有。我該去開會接受審問、批鬥了。
在去會議室的路上，遇見歷史系的謝教授。他是個五十來歲，胖呼呼的小老頭子，平日見人笑咪咪的，人稱「歡喜佛」。我沖他淡淡地一笑，他卻扭過頭去，加快了步子。我走進會場時，包圍圈快坐滿了。我坐到圈子中央，主持會議的黨員立即宣布開會。
「巫寧坤在上午會議上的表現是極其惡劣的，」他聲色俱厲地說。「他毫無悔過的表示，他沒有坦白交代歷史的和現行的反革命罪行，反而向認真幫助他反省的革命同志猖狂反撲。我警告你，巫寧坤，你已經陷入革命群眾的重圍，看看你在會場的位置就明白了。你唯一的出路是向人民投降。我們黨和政府對待犯罪分子的政策一貫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何去何從，這個問題必須由巫寧坤本人決定，不要坐失時機。現在，請革命同志們繼續揭發批判巫寧坤的反革命罪行。」
第一個舉手發言的是謝教授。他怒氣沖沖，臉紅脖子粗，一點也不像歡喜佛，倒像橫眉怒目的金剛。「巫寧坤，你今天上午的表現是極其惡劣的，令人無法容忍。你沒有老老實實坦白交代你的罪行，反而膽敢取笑革命同志。這是猖狂的抗拒運動，進一步向党進攻。我告訴你，你是這次運動的頭號靶子，南開的頭號反革命分子。你那些眾所周知的罪行，你反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反革命言論，足以給你定罪。我們偉大的黨，為了挽救每一個犯了錯誤的知識分子，現在給你最後一個悔罪自新的機會。剛才我看見你晃晃悠悠從家裡走過來，沒有一絲一毫悔罪的神情。而且，你竟然還滿面笑容，」說到這裡他提高了嗓門兒，「你還有羞恥心沒有？我問你，你剛才在路上為什麼對我笑？可能你希望我同情你？也許你要我在這兒保持沉默？沒門兒！你和我一起喝過茶，談論過歷史問題。但那是在我認識你的真面目以前。現在我和你劃清界限，我也要求所有革命同志都這樣做。」
主持會議的黨員表揚了謝教授的發言，其他「革命同志」相繼效尤，有大聲謾罵的，有聲色俱厲警告的，集中抨擊我態度惡劣。我腦子裡突然冒出莎士比亞的名句：「這是篇荒唐的故事，是白痴講的，充滿了喧囂和狂亂，沒有一點兒意義。」下午散會以前，主席宣布：「巫寧坤對運動和革命群眾抱敵對態度，明天上午要交一份書面檢討。巫寧坤不得和校內外任何人聯繫，不得在家中接待任何人，不得私自離開校園。違反上述規定罪上加罪。你聽著，巫寧坤，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何去何從，由你自己選擇，不過時間是有限的。」
吵吵鬧鬧的大會一連開了幾天。每天翻來覆去告誡我要儘快「坦白」、「投降」，要不然「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就不客氣了，我的前途和家庭都會泡湯。我看出這全是心理戰（雖然心理學已被宣判為資產階級偽科學），可是我的凡軀肉體畢竟是軟弱的。我但願我有甚麼罪可坦白，不用再聽這些讓人心煩意亂的叫囂和威脅。我絞盡腦汁想發掘甚麼我無意中犯下的罪，或者我對自己也隱瞞的罪。但我一無所得，我的腦袋卻日夜疼痛。
一天早晨，我正要從家裡出門去參加批鬥會，忽然聽見門外人聲嘈雜。我打開門，看到幾個身穿公安制服的人穿過聚集在小路上的人群，進入斜對面一位俄語講師家中。逮捕人嗎？我納悶兒。這不是我探閑事的時候，我就去開會了。一到我每天受折磨的現場，我發現那些批鬥我的人都在興奮地交談，顯然出了甚麼事兒。不久我就聽出果然出事兒了。原來當天清早有人在圖書館前的小池塘里發現英語老教授顏先生的屍體。運動開始後他也受到審查，但他拒不回答問題。他留下了一大家老小。主持會議的黨員一到，就宣布當天會議由革命同志進行討論，讓我回家寫交代。
我回到家，看見老母一臉驚恐的神情。她先說怡楷給運動辦公室叫去了。接著她小聲說，對門俄語講師的太太和一個在她家寄宿的男人，雙雙上弔死了。「為什麼？」我問。她小聲說：「我不知道，我也不打聽。人家說，跟運動有關係。啊呀，我嚇死了。你怎樣？」我怎麼說呢？老人家一輩子受苦受難，我能給她甚麼安慰呢？我只好假裝不在乎。「他們在審查我的歷史。這是意料之中的事。沒什麼大不了的。」母親顯然並不放心，說道：「我當然希望如此，可是別人家並沒被搜查。」我還來不及回答，怡楷就回來了。
「你剛走，肅反辦公室就來人叫我，」我年青的妻子平靜地說。「一名女黨員對我說，你在會議上表現很壞，會議的目的是幫助你的。你到現在還沒交代任何問題，而他們的耐性是有限度的。她又說，為了你，也為了我自己，希望我幫助你端正態度。接著她換了個話題。她說，南開有少數人自殺了。他們抗拒運動，自絕於人民。黨和人民絕對不會被他們的罪惡行徑嚇住，但是應當防止不必要的死亡。他們相信你會比這些敗類聰明一些。他們也希望我注意你的動靜，以防萬一。沒等她把話說完，我就請她放心，我說：寧坤很愚蠢，他給自己和全家帶來這麼多麻煩，但是我相信他還不會愚蠢到毀滅自己的生命。他只有坦白交代，如果他果真做過甚麼壞事。他不需要我幫助，因為你們給他的幫助已經超過他的需要了。」她微微一笑。
「真有你的，怡楷姑娘！你從最初的衝擊恢復了，比你男人還強哩。」「我看得出來幾個人的自殺讓他們大傷腦筋，這不利於黨作為仁慈的大救星的形象啊。教授先生，你不會幹出這種事兒來吧？」「但願永生的天主沒有訂出嚴禁自殺的戒律！」我背出了哈姆雷特著名的獨白的一行，那些獨白是我們在一起百讀不厭的。她又一笑，這次眼裡含著淚水。
自殺事件過後，運動馬上降溫。大喊大叫的大會不開了。我奉命回家再寫一份自傳，詳細交代反革命社會關係，本人反革命言論、思想、行動。審訊改為在晚間以小組會形式進行，由文科積極分子主持，為首的就是那名歷史系講師。他們不再叫喊，但堅持不懈，見縫就鑽。一天晚上，對我剛回國後在燕京大學的生活細節盤問之後，那位講師突然問道：
「你和燕京西語系學生中的反革命集團是甚麼關係？」
「我不知道你在講甚麼。」「我們掌握大量你在反革命集團中活動的材料。有一些是你的反動高足寫的。我不妨告訴你，他們全被我們抓起來了，包括你搞到南開來的李天生。我們只不過是要給你一個主動坦白交代、爭取寬大處理的機會。現在你願意交代嗎？」
「我還是不明白你在講甚麼。」
「好吧，你知道ABC這名字嗎？」
「甚麼ABC?？」
「別裝蒜啦！你很清楚這是你們反革命集團的名字。」
我猛然想起一件事。當年我教的四年級班上有一個叫大江的男生，積極分子認為他思想反動，說以他為首形成一個反動學生俱樂部。他笑著反唇相譏道：「是啊，一個橋牌俱樂部，A Bridge Club，簡稱ABC。要是落到克格勃手裡，它一下就可以變成Anti Bolshevik Club、反共俱樂部，哈，哈，哈！」這話傳開了，大家一笑置之。
「現在我想起來了。那是開玩笑。」「開玩笑？你說在社會主義中國搞反布爾什維克活動是開玩笑？」
「但是並沒有這樣的俱樂部。」「事實俱在嘛。它有名字，名字是反革命集團頭目起的，他是你的得意門生。他們經常開會，討論他們讀過的反動作品，其中包括《1984》和《正午的黑暗》。你是他們的導師，你參加過他們的討論。他們看的反動作品為他們反對共產主義和新中國提供了理論基礎。他們從事散布反革命言論。他們的最終目的是推翻我們黨和政府。它是一個現行反革命集團，有名稱、有頭目、有導師、有理論、有不少成員。它的名字本身就足以說明問題。公安部門早就注意它的活動了。你管這個叫開玩笑？」
我感到十分驚詫。我看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在我眼前揮舞。
「我從來沒有這樣看問題。我得好好想一想，回顧一下我和燕京學生的交往，寫一個詳細材料。」
「我很高興你開始醒悟了。我們等著瞧。」
我回到家裡，心情沉重，主要因為我想到在北京的那些才華出眾的學生必然受到更加殘酷的審訊。寫材料時，我重溫了我們在一起度過的時光，以及一些談話的內容。但是我無論如何也看不出他們說的做的有什麼罪過。他們認為思想言論自由是天經地義的，他們痛恨洗腦。如此而已。我本人的態度無疑地給了他們道義的支持。於是在我的「坦白材料」里，我承認我自己沒改造好的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必然對他們產生了惡劣的影響，並表示願意為他們的錯誤承擔我應負的責任。可是我否認有這樣一個俱樂部。
另一個晚上，我的「同仁們」又盤問我在美國的經歷，東拉西扯，然後那位歷史講師意味深長地假笑著問道：「你為什麼在1951年夏天回到中國？那正是抗美援朝進入高潮的時候。」
「因為這是我自己的國家嘛。」我覺得他的問題毫無意義。
「你是這麼想的，呃？」他冷笑道。「你大概自命為愛國主義者吧。但是，愛國主義是有階級基礎的。你所愛的國家是美帝國主義支持的封建資本主義的舊中國，不是我們所熱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你老實告訴我們吧，你到底為什麼在那個時候從美國回來？那時候，你的博士學位快到手了，在美國大有前途嘛。」
「我是應燕京大學電聘回來的。」我想那是一個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身為歷史講師也得尊重吧。「不錯，」他又冷笑了。「我們給你提供了一個挺好的借口，對吧？」
「你這話什麼意思？」我發火了。「你認為我是特務？CIA和國民黨派來的特務？」
「我們沒說。是你自己說的。」他得意洋洋地反駁道。
可是，突然間，我感到如釋重負。如果這些年來他們就為這個折騰，我就沒什麼可煩心的了。我的一生是一本敞開的書。他們由於猜疑成性就會隨意誤讀，但是文本卻是完好無損的。從那以後，我心平氣和，對他們刻意的挑釁和侮辱無動於衷。
四
開學以後三周才開始上課。英語專業卻開不了課，因為一位教授自殺身亡，三位教師仍遭軟禁。審問會逐漸結束了，我呆在家裡寫自傳。交上去幾天之後，我又被叫去，讓我再寫一份更詳盡的。起初我覺得莫名其妙，後來我才明白，這顯然是一個花招，其目的是偵查前後文本之間有無矛盾。我毫無顧慮，因為我沒什麼要掩蓋的。
軟禁在家裡，日子過得倒也清靜。收到巴金夫人蕭珊寄來的法文原版的司湯達小說《巴爾姆修道院》，我就著手翻譯起來。埋頭工作時，我可暫時忘卻目前所處的困境，司湯達筆下優美動人的世界和心靈高尚的人物，與包圍著我的齷齪的政治和奴顏婢膝的小人形成絕妙的對比。為了進一步給我消遣，怡楷晚間陪我玩「金羅美」牌戲。身為一場政治遊戲中聽人擺布的小卒子，我們樂得享受一下囚籠中片刻的寬免。
1956年1月3日下午，怡楷正在和我打「金羅美」，她說感到產前陣痛。我扔下牌，跑到肅反辦公室請假，送她去市內一家婦產醫院。第二天一早，我又請假去看她。一到醫院，一位護士就恭喜我得了個大兒子，孩子是在凌晨出世的。我給他取名「一丁」，一個普普通通的男孩，與經常在「萬歲」聲中露面的「真命天子」形成對比。「一丁」的來臨大大鼓舞了受困擾的雙親，如同一股生力軍的到來鼓舞了一枝被圍困的軍隊。
兩個星期之後，出乎意料的，黨報刊登了周恩來總理關於知識分子政策的報告。他檢討了建國以來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部門在知識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錯誤，要求各級黨政領導人和知識分子交朋友，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給予更多的自由，改善生活待遇。我當然感到高興，仔仔細細讀了報告。但是我高興得太早了。不久，肅反辦公室的一名年輕幹部派人來叫我。
「你這些日子幹什麼啦？享清福，是嗎？」他含譏帶諷地說。
「我在學習周總理的報告。」我想這總不會有問題吧，可我又錯了。「這樣你手裡又多一件武器了，對嗎？」我大吃一驚，答不上來。他接著說：「我認為你眼前的任務仍然是坦白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一個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周總理的報告保護不了反革命。」難道這個乳臭未乾的極左分子竟敢公然對抗周總理嗎？我搞糊塗了，但我很快就明白了，這一類人被這出乎意料的180度大轉彎搞得狼狽不堪，他們還指望體面地收拾南開的肅反運動，不要太丟面子。
不久之後，中共天津市委員會派來南開的一位幹部約我談話。他向我表示歉意，他說我回國才幾年，在這次運動中受到的衝擊很大。他向我保證「這種急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今後決不會再發生」。他的「保證」更加深了我對受人敬愛的周總理的報告所懷抱的盲目的信念。同時，學校宣布英語專業停辦，學生轉學，教師聽候分配。五月中，人事處通知我即將調往北京一所為黨中央培養機要外語人材的學院任教，怡楷也到該校工作。有些同事羨慕我們，怡楷卻並不喜歡在共產黨統治的政治中心生活的前景，更不願離開一直相依為命的母親和哥哥姐姐。六月中，我們出發去北京，她懷裡抱著五個月的小丁丁，哭得像個大孩子。是否她本能地預感到這是一次強加於她的冒險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