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一滴淚 作者: 巫寧坤 
三
在沒有思想改造的情況下，在休息日，或是被滂沱大雨或大雪暴困在監房的時候，我就鑽進帶來的兩小本詩作的天地中去吸取精神營養。
《哈姆雷特》是我百讀不厭的莎劇。可是，在一座中國勞改營里讀來，丹麥王子的悲劇呈現出意想不到的意蘊。當年我手不釋卷的那些學院式的分析研究和評論，現在都顯得遙遠而毫不相干了。哈姆雷特的吶喊「丹麥是一座監獄！」在這片荒原里回蕩。艾爾西諾城堡陰森森地浮現在眼前，好像一個殘暴的專制國家的暗喻。哈姆雷特亡父的鬼魂發出雷鳴般的怒吼，有無產階級專政下千千萬萬冤魂的合唱大軍伴唱。羅森克蘭玆和紀爾登斯丹會感到如魚得水，若是他們有幸來到一個現代的偽君子和告密者的王國。哈姆雷特的喪失固然慘重：父親、母親、天使般的情人、一個王國、還有他自己寶貴的生命，這一切都由於一個弒君篡位的惡魔的陰謀詭計。但是，無論劇情如何離奇曲折，動魄驚心，它不過提供了一個舞台，在這個舞台上演出哈姆雷特靈魂受難的悲劇。他的苦難是由丹麥王國的現實問題觸發的，但是他在感情上、道德上、人生哲學上苦痛不堪的受難，卻聲震寰宇，使他那些偉大的獨白洋溢著令人低徊不已的節奏。休息日，有時在湖邊上獨自朗誦這些獨白，我感到他靈魂深處這種撕心裂肺的受難正是這部悲劇的靈魂。而他承受靈魂深處受難的力量給予這位高貴的丹麥人獨一無二的地位，作為一個無愧於受難的悲劇英雄。默想他的生與死，我心裡會想：「我不是哈姆雷特王子，」如同艾略特的名篇《普魯弗洛克的情歌》中的主人公所說的。我倒常感到好像哈姆雷特所鄙視的一個「在天地之間亂爬」的傢伙。我終於明白，關鍵的問題並不是「活下去還是不活」，也不是該不該「忍氣吞聲來容受狂暴的命運的矢石交攻」，而是怎樣才能無愧於自己的受難。
「詩聖」杜甫的詩篇本來並不是我最喜愛的古詩經典。但是，在勞改營里讀來，從那些傑作中聽到的是「萬方多難」的時代民族良心的聲音。這位「乾坤一腐儒」，半生顛沛流離，偏偏還要「窮年憂黎元」，荷負天下眾生的苦難，把數十年家國之痛化為彪炳日月的詩篇。對遭逢不幸的友人，杜甫也是一往情深，生死不渝。李白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流放夜郎，杜甫當時流寓秦州，不但不懂得「劃清界限」，反而魂牽夢繞，寫一首又一首的詩為「斯人獨憔悴」鳴冤叫屈。反觀今世，反右一聲令下，文藝界「冠蓋滿京華」（手頭這本杜詩的編選者也在其中），人人上陣，口誅筆伐，落井下石惟恐不及。哪裡會有老杜這樣的「腐儒」發出這樣的怪論：「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他晚年漂泊湘、鄂一帶，「老病有孤舟」，途中以腐肉充饑，竟死於病毒性痢疾。一個不識時務的書生如我者，有幸來到北大荒廣闊天地，有萬千難友為伍，有社會主義的勞改定量果腹，還有杜詩一卷可讀，夫復何求！深夜捫心，我真感到愧對千古一詩聖！
解除教養既然遙遙無期，日子一久也就安之若素。除了有兩位詩聖作患難之交，難友中也有聲氣相求的。有一天，我還在導流堤上抬土的時候，給我的筐裝土的小夥子用磨得鋒快的鐵鍬把我的右膝蓋割破了。我趕緊去找帶著急救箱坐在樹下的教養分子大夫。他一面包紮我的傷口，一面問我怎麼會來到這兒的。我告訴他我被打成極右。他又問我原來在哪兒工作，我躊躇了一會就答道：「我在燕京大學教過」。
「燕京！咱們的世界太小了！我進協和醫學院以前在燕京讀的醫。您教什麼？」
「1951年我剛從美國回來，在西語系教英語四年級。」
「教授，向您致敬。要是在學校，我還不一定見得著您哩。李天生不是在您班上嗎？我的好朋友。」
「對啊。他在南開和黨辦的學院給我當過助教。他也被打成極右，早就送到清河農場勞教了。」
患難之交，無話不談。李大夫的罪名是在醫院批鬥會上怒罵一個胡說八道的積極分子，被劃為「右派流氓」。他被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後，妻子和他離婚。一個人孤零零住在醫務室的小屋子裡，若不是繼續專心搞醫學科研，他是會被逼瘋的。全國最好的醫學院培養出來的一名優秀的內科醫生，他現在鑽研各種集中營疾病，並找到了一些激動人心的治療方法。他把病例報告連同切片寄給他過去的老師，但是從無迴音。後來，在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中，他利用新找到的方法挽救了八分場許多難友的生命。
另一個右派難友是小鄧，北師大畢業生。他曾受教於沈從文老師，而且囚囊中還帶有幾本他的小說，我真是喜出望外。從此，在累得直不起腰來的修築導流堤工程中，在攝氏零下40度打冰方的工程中，我往往和小鄧邊幹活邊談論沈老師的作品，《邊城》啦、《從文自傳》啦、《湘行散記》啦，絮絮叨叨，沒完沒了，有時竟然忘掉了疲勞。
每逢歇「大禮拜」，難友們有的蒙頭大睡，有的玩撲克，小鄧和我往往帶上他那幾本又破又黑的寶書，到小興凱湖畔找一個僻靜的角落坐下來，朗讀一些我們最喜愛的章節。小鄧操一口地道的京腔，所以總是我選他讀。我們倆都偏愛那些有「水氣」的段落，比如：
貴生在溪溝邊磨他那把柄鐮刀，鋒口磨得亮鋥鋥的。手試一試刀鋒後，又向水裡砍了幾下，秋天來溪水清個透亮，活活地流，許多小蝦子腳攀著一根草，在淺水裡遊盪，有時又弓著身子一彈，遠遠地彈去，好像很快樂。貴生看到這個也很快樂。
興凱湖的水在秋天也清個透亮，並沒因為用作勞改農場而減色，我們在湖邊磨刀幹活，有時幾乎也跟貴生一樣快樂了。我們百讀不厭的一段是：
望著湯湯的流水，我心中好像澈悟了一點人生……山頭一抹淡的午後陽光感動我，水底各色圓如棋子的石頭也感動我，我心中似乎毫無渣滓，透明燭照，對拉船人和小船隻，一切都那麼愛著，十分溫暖地愛著。
我終於明白了他那樸實的聲音為什麼那樣動人。此時此刻，他那透明燭照的聲音、溫存的節奏和音樂，使兩個家山萬里的囚徒時而樂而忘憂，時而「作橫海揚帆的美夢」，時而也免不了「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我們從他那「涓涓細流」的聲音獲得了存活的力量，那個聲音「柔弱中有強韌」，是千軍萬馬也無法扼殺的。
可是，絕大多數難友從來是和杜甫、哈姆雷特、沈從文不搭界的。有一次，我看到一個老弱班一個不識字的老人在夕陽中坐在監房外面的地上發獃，手裡拿著一張小相片。我走到他跟前，看了一眼相片，隨口說：「多可愛的小男孩！你的孫子？」他眼睛一亮，笑著說：「我的小孫子，我在家時總偎在我懷裡。我還能再見到他嗎，你說？」他的聲音是含淚的。要是我能告訴他就好了。我也想知道我是否能見到我自己的兒子。我從口袋裡掏出一張怡楷和一丁、一毛的近照，遞給他看。「多好的一家人！」他羨慕地說。「你一定想他們。你是右派？」我點了點頭。他「唉」了一聲。很久以後，我聽李大夫說他是八分場最早餓死的難友之一。
另一個不識字的難友是「二進宮」的小陳。六年前他在廣東老家持刀殺傷了他老婆的姦夫，被押送到寧夏勞改農場服五年徒刑，刑滿後留場就業。他請假回家探親，假滿後北上回場，在北京換火車。這時候，他才發現身上剩下的錢不夠買車票。於是，他決定在車站的長凳上睡一夜，等天亮後幫旅客扛行李掙點錢。不料天還沒亮，他就被一名巡邏的民警捉將官里去，作為勞改農場的逃犯關進勞動教養所，又押送到北大荒！
小陳，三十多歲了，還是想不通，他在上級批准的探親假到期後返回農場的途中，怎麼會被作為逃犯抓了起來。他常來找我，用他那咭倔抝牙的廣東官話翻來複去講他的故事，然後，又激動又有點口吃，要求我解釋：「你是大學教授。你一定能夠給我講清楚的。我求你。」聽上去像對我責備，讓我感到慚愧。或許他過分單純，不懂得社會主義法制的天羅地網是怎樣運行的。過一段時間，他就來找我給他老婆寫封信，責怪她是他一切不幸的禍根。為了報答我，他會把幾塊豆餅做的餅乾塞進我口袋裡。他是養豬的，這是他用來餵豬的飼料。晚間我坐在炕上，喀嚓喀嚓嚼著豬食，津津有味，引得左右的炕友們羨慕。
去愛「山頭一抹午後淡淡的陽光」，去愛這湖上的小船隻和「老就」，這都不難，但要去愛陽光下的「一切」，卻並不那麼容易。那些肯定對我們並無愛心的公安幹警怎麼樣？可是，你不得不承認，至少李隊長與眾不同。一共有一名中隊長和三名小隊長負責管教全中隊二百多名勞教人員，其中以李的級別為最低。他是本地的複員軍人，皮膚黝黑，身材短小。他一口農民的語言，沒有一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行話。他在戰爭中打瞎了一隻眼，但我們不知道是在哪一場戰爭，因為他從來不吹噓自己為國家做出的犧牲。他沒什麼文化，但從不掩蓋這個缺陷。每看到牆上貼的招貼上有他不認識的字，他就像一個好學的學童一樣要我給他講解。另一方面，看見我用起鐵鍬來笨手笨腳，他就搶過去，教給我怎樣又快又容易地挖土甩土。「我一輩子干這個的，沒名堂；你從來沒幹過，一輩子讀書寫字，那才叫難！」
李隊長和勞教人員在一起時，從來不擺隊長架子，跟大伙兒有說有笑，彷彿是和同志們在一起。有一天雪太大，我們沒出工，李隊長值日來檢查監房。
「好大的雪，李隊長！這兒常下這麼大的雪嗎？」我問他。
「你以為這場雪好大，巫寧坤？你沒看見兩年前我女人生頭胎孩子那天那場雪。我家屋頂上的雪三尺深，大門被積雪堵死了。屋子裡零下十八度！她偏偏就在那會兒生！我好不容易才用家裡的一點乾草給她燒了一壺開水。我總算攢了六個雞子兒給她做月子，多一個也沒有。我說，那才叫一場大雪！」
「不過這雪夠大的，要讓我腳上生凍瘡啦，李隊長，」我說。
李隊長有現成的答案。「瞎扯！在你鞋子里塞進些烏拉草，腳就暖和了。這個地區有三寶：人蔘、貂皮、烏拉草，你沒聽說嗎？」
他一面說，一面脫下一隻棉鞋，放在炕上。隨即抓住我一隻手，捅進他鞋裡，問我有啥感覺。我說：「好暖和！」他很高興，又把一隻光腳放在炕上。「摸摸我的腳。你瞧瞧烏拉草把它保得多暖和！」
「確實真暖和！」我一隻手摸著他的腳。「可是我不會做烏拉草鞋墊子。」
他很麻利地從鞋子里抽出一隻鞋墊遞給我。「你瞧瞧這鞋墊多柔和。你只要拿一個硬東西，好比說一塊磚，在上面捶捶搗搗，直到捶得像絲一樣軟。它保你的腳一冬天暖和，不用穿襪子。反正我也買不起襪子。」他哈哈一笑。我按他說的去做，果真一冬沒生凍瘡。
李隊長几乎啥也買不起。他的工資不夠他一家三口吃飯穿衣的，他年青的妻子、同村的一個不識字的農民，不得不給教養人員拆洗被子，掙點錢貼補家用。分場沒有別的工作可干，因為所有的體力活兒都由教養人員去做。我們在歇「大禮拜」時洗衣服，但是我們的棉被自己沒法拆洗。這正是李隊長的妻子可以幫忙乾的。我第一次請她幫忙還有些遲疑。一個冬天的早晨，中隊正整隊準備出工，我走到李隊長跟前吞吞吐吐地說：「李隊長，我的被子該洗了，不知……」沒等我說完，他點點頭，揮手讓我入列。晚上回到監房，我發現被子有乾淨的香味，疊得整整齊齊。代價是八毛錢，並不多，但是我剛到時一天勞動只掙三毛錢，最後才漲到八毛錢。生意好時，她一天可拆洗兩三條被，但有時根本沒有生意。
儘管生活艱苦，李隊長總是高高興興的，而且有一種天然的尊嚴。我們大家都喜歡他，可是話傳開了，說是其他幾名隊長認為他在教養人員面前有失隊長的身份。他對其他隊長的非議似乎懵然無知。
早春，開始化凍，有一天，葛隊長派我們一班人到附近山上的樹林里去把一些原木運回來。山路迂迴曲折，背著原木下山十分困難，我們奉命把原木推進小溪，人在水裡扶著原木順流而下。溪水冰涼，等我們把原木運到分場，我們一個個都凍得渾身發抖。李隊長一眼看到我們這副慘相，立即下令讓大家上炕鑽被窩暖暖身子。他自己跑到伙房，叫老王給我們燒紅糖生薑水。他還沒回來，葛中隊長駕到。他身高六尺，一副軍人的威風。
「這是怎麼回事兒？你們不是應當在運木料嗎？」
「我們運了，葛隊長，」班長坐起身來回答。
「你們運了幾趟？」
「一趟，」班長怯生生地回答。
「一趟，你們就鑽進熱被窩了？這是誰的餿主意？」
「李隊長的指示。」「他的指示，呃？好嘛，他來啦。是你讓這些人大白天上床睡大覺，李隊長？」
「不錯，是我說的，」他用本地農民的口音平靜地回答，他的獨眼直對葛隊長憤怒的雙眼。「這些人從冰涼的小河裡上來凍得渾身哆嗦。你不想讓他們凍死吧，葛隊長？部隊里可不是這樣對待戰士的。」
「恐怕你忘掉自己是幹啥的，李隊長。這些人是接受強迫勞動的教養分子，不是度假的戰士。我們的責任是對他們嚴格要求，不是寵壞他們。得啦，咱們今晚隊長會議上再討論。」接著，他掉過臉對我們大喊一聲：「大家都起來，去把所有的木頭都運回來！」
我可以看出兩位隊長都在盡忠職守，只不過各人是根據自己對職守的了解行事。第二天李隊長沒有露面，我也從此沒再見過他。
我們是與世隔絕的。每兩周可以寄一封家書。起初，來回信件都經過隊長檢查。在受檢查的信件里，通信的人能說什麼呢？我告訴妻子我情況很好，她不用為我操心。她也說她和兩個孩子都好，讓我不用為他們操心。其實我們日子過得都不好，要操心的事很多，不過簡短的信傳送了讓雙方寬慰的信息：大人孩子還都沒有在磨難中垮掉。幾個月後，上級宣布取消信件檢查，因為我們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享有公民權。我們開始在家書里多寫一點生活細節，過了不久上級又宣布恢複信檢。沒有人向我們解釋為什麼出爾反爾，也沒有人說我們是否還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我們仍舊讀《人民日報》，兩三個星期以前的舊報，試圖從連篇累牘的關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輝煌成就的報道中挖出點滴的新聞。從這些報道中，我們看到的是祖國大地變成了紅旗飛揚的海洋。除此之外，我們對國內外真正的形勢都一無所知。
1960年，農場種植的玉米、水稻、小麥、大豆都獲得大豐收，由於氣候好，土壤肥，還有奴隸勞動。我們開始盼望提高糧食定量。沒料到，國慶一過，上級就突然宣布大減定量，因為我們自己生產的糧食必須運出去供應城市居民。《人民日報》沒完沒了地報道的那些全國各地的大豐收哪裡去了？隊長們從來沒有作任何解釋，我們把問題留在自己心裡。
十月底以前，上級又突然宣布，全農場右派，好幾百人，一律轉移到清河國營農場。清河農場是北京市公安局下轄的一個主要勞改農場，位於天津與唐山之間。隊長們對突然轉移也沒有作任何解釋，但是我們一廂情願地認為這肯定是好事，伙食會好一些、待遇會好一些、釋放的希望也會大一些。